野百合也要有春天——筑梦“职业公平”(记者 谢樱 俞菀 韦慧 实习记者 王瑶瑶)

　　职业公平是促进良性职业流动的保障，是社会公平的题中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实现中国梦时指出，让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这无疑是保障职业公平、发展公平的重要指针。在当下，就业歧视、同工不同酬、“关系决定命运”等职业壁垒，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何从制度、法律、社保体系乃至社会价值观重构等方面消解职业壁垒，给所有劳动者以体面和尊严，是改革时代的一大课题。

　　有活力，社会当然有魅力

　　27岁的李哲亚到北京打工10年，历经了从一名餐厅传菜员变身成为某互联网公司副总的“惊天大逆转”，年薪20多万元。不久前，他辞去网络公司副总工作，全职创办“青春梦想同龄同行”成人高考补习班，要为更多“农二代”创造“逆袭”的机会。

　　20年来，北京大学保安队出了500余名研究生、本科生，有的毕业后当上了大学老师。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引进了市场机制，改变了过去完全由行政手段配置劳动力的局面，为个人的职业流动与身份转变带来了更多的机遇。

　　据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和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的数据，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的方法测量(一种衡量家庭和个人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的方法)发现，低分值社会群体的数目和比例一直呈减小趋势，而中等分值群体的数目和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这意味着，从宏观角度来看，我国的社会结构变迁的确为更多的人提供了上升流动的机会。

　　一个开放、公平、健康的社会，应当是一个社会各阶层有序流动的社会，职业发展的机会对于每个人都是相对平等的。不论你出身贫富，来自农村或是城市，也不论你从事什么职业，只要努力奋斗，都应该拥有发展空间和成功机会。

　　“关系社会”之害：拼钱、拼人脉

　　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最近策划组织了“求职路上”网络问卷调查，据该项目实施负责人许小丹、执行人米雅钊分析，个人综合能力与人脉关系是受访者认为在找工作中最重要的因素。当被问到“找到现在的工作，您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时，在民营、外资、合资企业这些市场化程度较高单位工作的网民，选择“个人综合能力”的占35%，远超选择“人脉关系”的10%；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这些有相对公平竞争上岗机制单位工作的网民，选择上述两选项的分别为33%和25%；而在大型国企的网民，选择“个人综合能力”的为14%，低于选择“人脉关系”的22%。

　　按严格的市场经济原则，每个人在劳动力市场寻找就业，竞争一个职位，主要依据的是能力原则。然而，“富二代”“官二代”等夹杂着民众对社会板结不满情绪的标签词频频出现，它所反映的一种社会认知是：关系改变命运，父辈决定今生。

　　小程在上海某区文化局下属事业单位工作了4年，一直是编制外员工。“单位每年会空出一两个编制，但都给‘有关系’的人顶上来，我的工作量和他们没什么不同，甚至比他们干得还要多，但收入差一大截，没有关系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在“史上最难就业季”的2013年，699万高校毕业生进入社会，而招聘岗位比往年减少15%，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无形中正强化着“关系”“人脉”“资源”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我国农村家庭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困难，失业率高达30.5%。

　　“我一个同学面试北京一家外企，由于时间紧，来回都是乘飞机，光交通费和住宿费就花了5000多元。而我每月生活费才500元左右，买一套像样的行头都嫌贵，更不用说‘打飞机’到处找工作了！”福建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应届毕业生小张来自河南农村，他最近拒绝了湖南一家出版社的最终面试，只因为实在承受不起高昂的求职成本。他告诉半月谈记者：“有的城里同学想当公务员，报个辅导班就几千元；还有的求职花销都上万了，父母陪着到处找工作，跑遍了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城市。”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认为，家庭的城乡背景对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有明显影响。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城乡差异最大，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就业率(87.7%)与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就业率(69.5%)相差18.2个百分点，城市家庭出身的普通本科毕业生月薪(3505元)比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2851元)高654元。

　　“人往高处走是支撑个人奋斗的最大动力，然而不少贫寒子弟却发现通过奋斗未必能实现‘逆袭’，一些人悲观地认为‘从站上人生起跑线的那一刻就输了’。上一代的资源优势，必须通过公平的渠道进行传递，必须让底层的人看到向上流动的希望。”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卓元说。

　　一些职业壁垒有固化趋势

　　就业机会的公平属于起点公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就业歧视。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关于“求职路上”的网络问卷调查显示，学校、学历、性别和户籍是被调查者求职时遭遇过的4种最主要的就业歧视。

　　中国政法大学对10个城市就业歧视现状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性别、年龄、健康等原因，是遭受用人单位拒绝的普遍因素。“毁容研究生”20次求职遭拒的新闻，乙肝、艾滋病检查该不该退出招工体检项目的话题，均引起了社会广泛讨论。

　　“同工不同酬”的现实境遇，同样让很多劳动者寒心。江苏某国企员工小黄说，在他们单位，工资条是最敏感的东西之一。一个办公室里资历相当的同事，可能每个人的工资条都不一样。

　　更有一些不公平的竞争在某些地方以公权部门的“制度化”面目出现。比如一些大城市采用行政手段，将职业分为A、B、C三类，并规定，A类是外来流动人口不能进入的职业；B类是优先让城市居民就业，在城市居民不愿意的情况下，可以由外来人口就业；只有C类才完全对外来人口开放。

　　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教授任远说，在京沪穗等一线城市，户籍成了职业流动的最主要障碍之一。“外来务工人员很难获得公务员、国企管理层等金饭碗。就是在一般岗位的求职过程中，如出租车司机、站点售票员等，外来务工人员也会受到排挤。”

　　让公平和体面无处不在

　　不少受访专家指出，职业的相对公平不是指结果平等，而是指机会平等。各类职业之间客观存在着收入、福利、地位、劳动强度等方面的差别，这是社会分工和不同职业对人的素质要求不同而形成的，没有差别就没有竞争和效率。政府和社会要做的是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机制，保证个人尊严不因职业的差别而不同。

　　“一个开放的社会，应具备强有力的机制去调校由社会竞争带来的社会分化，促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王学杰认为，政府应在制度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方面迈出更大步伐，加快收入分配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劳动力市场，科学引导和布局行业开发，建立公平公正的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社会政策。

　　就业公平的相关立法不够完善，突出表现在规约内容、适用范围、举证难度、处罚标准、可操作性等方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伯乃说，我国现行法律中，均没有认定就业歧视的标准和实施细则。

　　因此，劳动部门在认定是否存在就业歧视问题时，难以取得相关的证据，行政诉讼也将面临无法举证的难题。同时，我国社会保障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项目结构不尽合理，无法有效发挥社会公平“助推器”的作用。

　　“解决职业流动性受阻问题，完全依靠市场还不够。”任远强调，在具体法制、制度上，要清理现行有歧视条款的法律、法规；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第三方维权机构和申诉机制；加大对就业歧视的惩罚力度，尽早出台《反就业歧视法》等。

　　“一些人在官本位、金本位价值观影响下，对职业进行高低贵贱分类。当前全国正大力弘扬核心价值观，需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气。”王学杰说。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俞吾金指出，人们对职业公平的渴望和追求，实际上是个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力量的壮大。因此，亟待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尊重普通个人的独立人格和公民的话语权，顺应社会发展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