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有网友日前在重庆某社区晒出一张建筑工地的“民工工资单”,工资单显示,最高的农民工月工资有14000元,最低的也有5000多元。一张工资单引发网议如潮,“身为白领,压力很大啊”。
其实,类似的比较前两年就出现了,2010年即有媒体惊呼北京建筑行业农民工月工资9000元,超过白领;前不久,一项“大学生毕业起薪不如农民工”的调查也曾引发热议。那么,农民工工资的上涨为何总能引起诸如“逆天”之类的反应呢?
现实地看,白领的“大惊小怪”并非完全针对农民工,而更应该视为对自身处境、压力不满的一种宣泄。作为一度还算光鲜体面的白领族群,近年来越来越呈现“滞涨”迹象,生存境遇的改变既不明显,而大城市户籍门槛,畸高房价,乃至年复一年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则几乎同步袭来。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不可能不敏感,农民工工资超白领,不过是一个诱因而已。
此外,最近几年来,由于中国社会人口红利逐渐衰减,国家统计局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了绝对下降,较上年减少345万人;与此同时,城镇化持续推进的现状也需要更多的农民工从事建筑等强体力劳动,诸多因素聚合,遂使得农民工的工资呈现出刚性增长的趋势。这也不免引起同样“蚁居”、同样“北漂”的都市白领的艳羡。
说到底,无论是“大学生毕业起薪不如农民工”,还是“农民工工资超过白领”,类似的热议均属于某种社会情绪的流露,真正值得注意的则是潜藏于这些情绪背后深刻的制度性原因。
一方面,农民工工资单上的数目是其全部的劳动回报,“含金量”并不高,既没有“五险一金”,也没有其他额外的收入补贴。这些工资也往往是靠汗水、靠青春换来的血汗钱,哪怕休息一天,或是年纪大了,丧失了劳动力,则这些收入立马消失。
另一方面,与“高工资”一体的,则是“低福利”。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等困扰农民工的问题依然存在,且很难在短期内有大的改观。调查显示,外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水平总体仍然较低。2012年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4.3%、24%、16.9%、8.4%和6.1%,不仅覆盖面均未超过30%,且环比增幅均不到0.5%。(《经济日报》2013年5月30日)公共财政的制度性保障,还很难照拂到农民工这一群体。
可见,不破除制度的壁垒,即便农民工一时拿到了较高的工资,依然还是制度的弱者,很难真正融入城市,更不要说获得一种体面、有尊严的生活了。
当此之际,在实现城镇化的语境下,理应积极改变户籍、土地、财政乃至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诸多制度性障碍,让农民工能够在城市住下来,让农民公平分享集体土地的溢价,将农民工纳入社保……一句话,农民工应该公平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实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发展权利。
当然,受益于这种制度改革的,除了“高工资”的农民工,还有漂在大城市里的小白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