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初，《工资条例》起草列入有关部门议事日程，2010年进入国务院二类立法计划。去年7月，全总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作客人民网时也曾表示，正在积极推动国家有关部门加紧制定这一条例。然而，直到目前，这一条例仍然迟迟未能面世，甚至屡次传出搁浅的消息。

　　《工资条例》迟迟难以出台的背后，有来自于利益的阻力。条例中最受关注的内容，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同工同酬规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无疑都涉及到各类企业的切实利益。这些有着话语优势和资源优势的利益集团，难免会利用其影响力，制造出种种压力和阻力。
 

    因近日有消息称《工资条例》将继续难产，人民网记者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求证传言真伪，后者表示不便细说。而其他参与过《工资条例》调研和内部讨论的专家向记者证实，这部攸关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法规至今仍有一些基本争议悬而未决。

　　《工资条例》一旦出台，将成为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体系中位阶最高的一部规范劳动者薪酬制度和保障其相关权益的法律文件。早在2008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已联合国资委、全国总工会等多家部门和组织开始起草这部法规。但三年已过，条例出台仍无确切时间表，目前负责总牵头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未谈及出台细节。

　　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曾参与条例起草的调研讨论。他告诉记者，不像《劳动合同法》在起草讨论阶段主要是技术性争议，《工资条例》涉及到包括劳工标准等等“实体性的问题”，而且需要处理的细节实在太多了。

　　“一开始就有争议的问题是，什么是工资？连工资的基本概念，人们认识都不一样。”常凯说，“而这一点又影响到对最低工资的认知。再如，目前我们这个工资水平究竟怎么样，还可不可以提升，提升了对经济有哪些影响，人们也有分歧。” 常凯表示，如国企高管的薪酬分配要不要加以规定等涉及工资决定的问题，一直都面临广泛的争议。

　　这部条例计划将国企、私企、外企等各类企业的工资制度都加以规范，各类企业的固有区别和迥异的需求因此成为立法难题。目前向外界透露最多的、也是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同工同酬制度。这项制度要求对从事同样内容的劳动者给付相同级别的报酬，不论双方的身份有何差异。

　　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易定红教授告诉记者，对于是否要把同工同酬制度写进《工资条例》，现在争议相当大，而其反对者主要是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

　　对事业单位而言，“体制待遇”成为划分员工的界线。处于线内的员工，工资和退休金来自于财政拨款，“旱涝保收”；处于线外的员工，即使从事完全相同或更为繁重的工作，也难以得到同等程度的保障。而在国企内部，正式工和“临时工”之间一贯存在的待遇差别，因劳动派遣制度的兴起被放大。某些在行业内具有垄断地位或特别资源的国企，利用这一区别，一面继续提高前者待遇，一面大量招收低工资、大工作量的“临时工”来补足工缺。

　　“这实际上是一种身份的不平等。而同工同酬并不只是一项制度，而是追求公平的理念。”易定红说。

　　他告诉记者，除同工同酬以外，有较大异议的还包括工资调整问题和集体工资协商的制度，将它们写进条例已经没有太多争议，但细节处仍然颇费周折。例如协商制度中，“一个规则，怎么谈，谈什么，谁来谈，什么层面上谈，都是需要讨论的。”

　　与迟迟未能出台的《工资条例》相对应的是，前日北京市刚刚发布了《关于促进本市居民收入增长的意见》，意图建立完善的涨工资机制，保障低收入者不被上涨的物价抛在后面。《意见》中提出十项涨薪举措，并要求将举措分解量化，纳入区县部门考核体系，以确保增收目标的实现。在全国大多数省市最低工资线去年以来被迫上涨、但政府尚无进一步动作的背景下，北京成为细化涨薪标准的“吃螃蟹”第一市。

　　专家向记者表示，工资制度的革新虽面临许多疑难和争议，但并非缺乏建设性的成果。许多成果提出多年，只是执行乏力。

　　“能够把收入增长纳入干部考核里是有意义的，首先得肯定这一点。”易定红说，“但理念和具体方法上，其实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年的东西都没做呀，现在只能说是开始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