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天，人类的“学问”分门别类何啻千百，然提纲挈领而言，不过两种：一是认识身外世界；一是认识身内世界。身外的学问，已经耳熟能详，这里不赘。身内世界的认识，应该说还刚刚起步，而且分歧巨大，有如鸿沟。西方医学习惯于以分割的眼光看待人体生命，认为生命也如同其他常见研究对象一样，只要通过分割和还原，就能洞察生命的本质。东方则不同，认为人体生命作为极复杂的整体，不可分割。一旦将研究对象分割，许多重要信息甚至主要的信息将顷刻丧失。因而只能通对“活”着的人体本身进行“象”的系统研究能避免“失真”。前一种方法论，通常称之为还原论或分割论（Reductionism）。而后者则称之为整体论（Holism）。
　　如果说，西方近代科学发生和发展的三百多年来，前二百年分割论一直是推动的主力哲学观。那么，近百年来，整体论在科学发展前沿，则尽显风流。相对论的发明；量子力学的建立；复杂科学的兴起，是其杰出的代表。百年整体论的成就唤醒了人们对东方文明深刻内涵的重新评价。李约瑟的研究表明以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长达两千二百年间，世界发的90%以上由中华民族完成，而中华文明形成的哲学基础则是与整体论相近的整体观（HolisticViews），其中尤以养生文明整体观表现得最为突出。
　　整体论和整体观虽然仅一字之差，然而仍然有不小的区别。整体论是西方百年来少数杰出科学家个人在分割论哲学观的重围中冲杀出来的结果。在他们的辉煌成就中，多少还残留着还原论桎梏的痕迹。此外，多少带着浓厚个人的色彩。以此相反，中华文明整体观则是数千年亿万人原创发明的淀积，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
　　一、什么是整体观
　　养生文明整体观可简要表达如图1，概括地说：
　　（1）宇宙不可分割。从局部认识整体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主要哲学思维之一，但是，不夠完善。因为这种认识论会导致被研究对象的信息缺失。被研究对象越复杂则这种信息缺失可能会越严重。对人体生命，宇宙本质的研究尤其如此。
　　（2）组成宇宙的“宇”（无限空间）、和“宙”（无限时间）不可分割。这是东西方文明哲学基础的最深鸿沟。西式的“宇宙”无论是Universe或者Cosmos都作为中华“宇宙”词的对应英译文本。其实，这两个词都只阐述了“宇”（空间）的概念并未包含“宙”（时间）的意义。也就是说在经典的西方哲学看来，时间和空间是可以断然分割的。
　　（3）宇宙是多层次的。宇宙是复杂的广袤无边的。人体生命也是如同宏观宇宙般复杂只不过规模小一些，故称小宇宙。“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方法成”（《黄帝内经》），说的是人身小宇宙与宏观大宇宙之间密不可分的主从关系。这就是人天合一之理形成与发展的主要依据。老子认为，在人身“小宇宙”和宏观大宇宙之间，还存在着不大不小的宇宙层次-——社会。我们辜且称之为“中宇宙”。大、中、小宇宙之间存在主从关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较低层次的宇宙行为必定以适应较高宇宙层次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把老子所说的“地”宇宙或者说“中宇宙”定义为“世界”，或者更直接了当地说是人类生态的聚集体，——社会。那么如图1：所表达的大、中、小宇宙相依存的规律会看得更清楚。
　　（4）大道至简至易。人身“小宇宙”虽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却同时也是个“开放的耗散结构”：“非出入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无以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素问，六徽旨大论》）。一千多年前为《内经》作注的王冰进一步解释道：“器谓天，地，诸身也”。器,近似今天复杂科学关于“系统”的表述。意思是：大至天地，小至人体生命自身，都可以看成不同层次的“系统”——器。人体生命之“器”是通过“出、入、升、降”与其他宇宙层次沟通以推动系统内部的代谢，从而达到小宇宙系统的稳定和协同。以今日的认识论而言，这就叫做复杂系统的“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能力”。这种能力根源于生命内部：“生气根本，发自身形之中，中根也”（《内经》）。
　　二、整体观的核心
　　（1）对人体生命小宇宙而言，其自组织能力表现为“神”和“形”的协调：“夫形者，生之舍也；神者，生之制也”《管子》。说的是：人的肉体好比生命的房舍（生之舍），但自组织能力（神）却是生命的主宰（生之制）。人体生命的最佳状态应该是：“心（神）全于中，形全于外”《管子》。“神”的主导作用是关键。因此，黄帝内经一再强调：“得神者生，失神者死”故尔，东方文明的养生之道，实质上就是研究如何呵护人体生命濳在自组织能力的学问。
　　（2）狭意地说，养生之道纯属个人修为范畴。但是，诚如前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法则。离开大宇宙（自然环境）的协同，中宇宙（社会环境）的和谐，人生小宇宙的养生措施就失去实现的前提。因此，一个真正的养生家必定是热爱自然，呵护赖以生存的环境之倡导者；一个关心社会，使之平和发展的促进者。因此，广义地说，养生之道渗透到大宇宙、中宇宙、小宇宙的每一个角落。以整体观看世界，与人类生存有关的宇宙层次之规律（道）是彼此相通的。所以，孔夫子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讲的是：以修养身心的成功之道持家，则家必兴旺；以持家成功之道用以管理国家，则国家必发达。同样，以治理国家的成功之道协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则天下必定太平。因此，就某种意义而言，养生文明是人类一切文明的基础，就个人而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有机会的时候（达），固然可以养生之道服务社会；条件不允许时（穷）也能使自身生存质量得以提高。就本文而言，我们目前更关心的是后者。
　　三、中医与整体观
　　中国原创医学是指以东方文明整体观为指导建立的医学知识体系，既有别于建立在西方文明还原论为基础的西方医学，也有别于近年来以西方还原论为指导经改造后的“中医”。故冠之“原创”以示区别。
　　如前所述，人与宇宙密切相关，是个如同宏观宇宙般复杂的小宇宙，包含了作为系统的全部属性。中医理论还认为人体是具有适应性调节能力的自稳态系统，这种适应性协调功能源于内部的自组织能力。这种自组织能力“心”或“神”与生命的物质基础（“形”）构成人体生命的两大要素（示意如图2）。正常情况下，心和身都应该全面健康且全面协调，这就是“正”（古时“正”和“证”同义）。虽然“神”“形”同为构成人体生命的要素，然而地位却不相同。相对于人体的物质结构（形）而言，构成人体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却更重要。中医的诊断学和治疗学正是围绕着自组织能力（神）的变化而展开。所谓“辩证”实为“辩正”。即，辩别患者自组织能力偏离正常状况——“证”的方向与程度。“施治”的标准也以整个系统或者说主要以“神”的得失为依据。作为鲜明对照，以还原论为基础的西方医学诊断学强调“致病因子”的物质确定为依据，而治疗学则以致病因子的消除为终结。其简要示意如图3。
　　比较图2与图3，不难看出：东方医学的特点是将人体生命视为系统，擅长对系统的信息结构进行综合；西方医学将人体视为物质的“邦联”，细胞的“邦联”，基因的“邦联”，精于对系统的物质成份及其结构进行分析。
　　其实，无论是东方医学所持之整体论抑或西方医学所持的还原论，原本都是人类认识自然和认识自我的历史财富，不应厚此而薄彼。更不应用此论的价值观去褒贬彼论的得失。
　　早在三千年前，老子就说过：这两者（即道德第一章“恒有欲”和“恒无欲”之法）在认识客观世界方面均很灵验（二者同曰“玄”）。如果研究者能将这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玄之又玄），就能更深刻地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众妙之门）。然而，近三百年来，由于历史原因，逐渐形成今日还原论在“朝”整体论在“野”的局面。随着西学的东渐，人们对还原论的认识由崇拜而迷信，直至将其推上“科学警察”，“行动指南”的无上地位。凡符合“还原论”思维的即为科学，否则即为“不科学”、“伪科学”。
　　这种态势，不仅对以整体观为基础的中国原创医学健康发展十分不利，而且对整个科学领域的创新活动也是个障碍。半个世纪以来，新中国科学创新发展势头，在关键时刻屡遭挫折均与此种陈旧科学观挡道有关。
　　如果说，半个世纪前我们曾因迷信西方而盲目地将牛顿时代的旧科学观视为审判中国原创医学得失之审判庭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当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意气风发地步入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时代，却仍然坚持这种旧观念，势将严重阻碍中国的科学进步与发展。中医作为硕果仅存的原创系统知识体系，最有希望成长为当代科学创新的生长点。因此，解脱多年来强加在她身上沉重的还原论枷锁桎梏具有战略意义。　　
    四、医学气功与整体观
　　在中国原创医学宝库中，最能直接反映养生文明成就的非医学气功学莫属。气功学的理论核心是维护人体生命的整体性和自然性；研究人体生命的内在协调与协同的规律。与其他中国原创医学分支目的完全一致。不同的只是，前者强调的是“自助”，后者则依靠的是“他助”。二者互为补充，不可偏废。因此，千余年来，历代名医都是医学气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罕有例外。如果说，气功在医学上的应用发端于远古，肇始于《内经》，倡导于汉末的张仲景、华佗诸名医，而集大成者当数隋代太医令（中央医院院长）巢元方。所著之《诸病源候论》成书于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该书集中论述各种疾病之病源及症候分五卷六十七门，一千一百三十九论，二百一十三种医学气功方法，内容遍及内、外、妇、儿、五官诸科各种疾病，为《伤寒》以来最重要的医学著作。唐朝孙思邈，宋朝蒲虔贯、张锐，金元四大医家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都将气功医疗常规方法列入自己的专著，明清两代医学气功研究更是如火如荼。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特别推崇北宋气功研究大家张紫阳的《八脉经》，认为奇经八脉的发现是医学气功对经络学说的重大发展。明朝徐春圃编《古今医统大全》一百卷，清代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都具有当时医学大全的权威性，均明确无误地将医学气功列入主要临床医学方法的门类。伟大的医学临床家、温病学派的宗师叶天士认为：医学气功具有其他医学手段难以替代的作用，他说：“用元功（即医学气功）经年按法，使阴阳交而生生自振。徒求诸医药，恐未必当”。这里的“生生自振”以今天的语言表达，就是：自康复能力机制的自我修复。另一位伟大的温病宗师吴鞠通更进一步阐明奇经八脉调治（医学气功常用方法）的临床意义，指出：“医道通乎仙道，此其大门也”。
　　五、养生之道与整体观
　　养生之道的整体观，首先体现在“天、人合一”，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份，人的生命活动是在宇宙万物生生化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管子·内业》。人体生命活动只是宇宙万物总规律的一部分，大宇宙的变化必然要影响到小宇宙（人体生命）。自然界任何巨大的变化（淫）都对人体生命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古人说：“智者之养生了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莭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邪僻不生，长生久视”《内经》。这里的“顺”和“适”就是要求人类生命活动应该顺应宇宙变化的规律。故尔要求医家要“上知天文，下察地理，中通人事”。因为自然环境、气候的变化正是“时”病发生的原因。对气功养生家也有同样的要求，《黄帝内经》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故能神与形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对于懂得“养生之道”的人来说，首先要法于阴阳与和于术数。也就是要了解自然的变化规律并据之制订养生策略。这些策略是什么呢？“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同上）前一段说的是要避免“天”对人的不利影响，后一段说的是人的生活如能自律和积极的锻炼，就能避免疾病的发生。通观《黄帝内经》，几乎没有一处不是把“人”同“天”之间的和谐协调作为养生第一要素的。
　　养生整体观的第二点是：人与社会的和谐。气功经典认为人不仅是自然界的人，而且是社会中的人。人与同类之间的联系导致了人类行为准则的建立。道、儒、法都在研究人的行为准则。道家看重人和自然关系的研究，因而主张“道法自然”。儒法二家对人与社会的相关性则更加重视。中国原创医学认为：致病的原因有二，一为外环境的异常，即所谓“六淫”——风、寒、暑、热、燥、湿；一为内环境的异动即所谓的“七情”——喜、怒、哀、思、悲、恐、惊。应付外环境对人的干扰是道家所长，而对付内环境的干扰则以儒法二家研究居多。因为七情的根源，主要由人与社会之间不夠协调所致，所以《管子》说：“凡人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意思是：为人处世，应该平和公正，否则必然会为喜、怒、哀、乐所困扰。为了抗御七情的干扰，儒家主张自我修养“以礼制心”。认为“人生而有欲，欲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故制礼仪以分之，以养人欲，给人之求”。法家则劝人从善，以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他们认为道是“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的客观规律，“道”并不是什么远离人间烟火的神秘之物：“彼道不远，民得以产；彼道不离，民因以知。”在他们看来，人的生长过程，人的知识积累都是无所不在的道在发挥作用。在古人的心目中，道不仅是“希、夷、微”的混沌原始物质，而且也是规律的体现。这些根本规律只有善良的人才能认识它：“凡道无所，善心安处。”焦燥的情绪下，是很难理解什么是“道”的，只有静下心来才能有所领悟：“静心气理，道乃可止”，“彼道之情，恶音与声；修身静音，道乃可得”《管子》。老子对“道”的认识，更是大彻大悟，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致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做学问越做越高，研究未知世界的规律（道）却越研究越少（损）。日积月累，以致自己的认识和行为日益符合“道”（无为）。既然已经充分认识了客观世界的根本规律，就没有任何事情是做不到的（无为而无不为）。由此观之，古人在修养身心之时，无例外都十分注意自己的行为与社会协调，不同的是，儒门强调以礼教约束个人行为（以礼制心）；法家强调的良好的社会行为符合道，因而强调自律。道家则通过修炼而彻悟，自觉地与社会协调。气功家正是博采众家之长，通过修身以达到与社会的和谐。
　　养生整体观第三点：自我身——心的协调。就气功学而言，其价值远在前述两个层次之上。人体生命的最佳状态是：“心全于中，形全于外”，所谓“形全”就是在“心（神）”的主导作用下：内而“五脏六腑，外而四肢百骸，”通过“经脉十二，络脉十五”，把整体联系起来，使“五脏坚固，血脉调和，肌肉鲜利，皮肤紧密，营卫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气以度行，六腑化谷，津液布扬”《内经·灵枢》。虽然五脏六腑功能各异，但特别强调心的主导，因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贻世不殆，以为天下，则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同上引文）”。形体的协调，主次明确：既有“十二官”的互相密切配合，又有“心”的主导作用。这正是整体下“形全”的典型体现。“心全”的内涵更为丰富。这里的“心”同作为“十二官”之一的“心”有共通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十二官的“心”指的是“神明出焉”的脏器及脏象的心，而前面所说的“心”则是指“神明”或“神”本身。古人认为“神”是二元的：一是“元神”一是“识神”。前者是先天的，禀之于父母。人体生命大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即源于此。因此，我们说“神者，生之制也”《准南子》。“识神”则是智慧的源泉，通过后天的学习而获得。人类的创造力所依赖的就是“识神”。因此，“心全于中”包涵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心身协调中的主导作用；一是“识神”和“元神”协调的主导作用。
　 识神的发挥固然是创造力的来源，然而识神的不受节制，却是喜、怒、哀、乐、悲、恐、惊的温床。反过来对元神的主导产生不良影响。如前所述，人体生命的正常活动受到来自内外环境干扰的威协。对外环境——自然和社会的干扰的抵抗，当然是气功学研究的重要命题，而对于内环境不良干扰的清除，却是气功修炼最主要的内容。　　
    当然，“形全”并非不重要，它是生命停留的“房舍”。很难想象，如果一个人的体质极差，就像一所岌岌可危，年久失修的楼宇，作为生命的主人——“神”能在这样的“破屋”里住安隐吗？因此，虽然“神”是生命的主宰，气功锻炼的目的是通过意识的运用使生命优化。但是，无论何宗何派的气功锻炼下手功夫，都是以祛病延年为先。也就是说，先修好生命的“房舍”，使它变得更适宜于“神”的居留。然后才谈得上如何充分的发挥“神”对生命整体的主宰作用，从而达到健康、健美、长寿的全面目标。
　　六、性命之学与整体观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的社会属性和人的生理属性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小宇宙不得不分为两个层面，这就是中宇宙（社会）和小宇宙（个人）的来历（参看图1），因此唐宋以降，对先前以“神”“形”表达的人体生命系统关系更多地用“性”“命”加以诠绎。把作为个体人的物质基础“形”代之以“命”。而“神”则以“性”来专述。从此，气功的学问也称之为“性命之学”，而形神协调则更多地作为社会健康发展的度量。“性命之学”的发展使得气功学有了长足进步。虽然性和命的意义有别，但难以分割；如同磁铁的南北极一般，无论你如何分割磁铁，南北极始终存在。很难想像只有智慧而没有肉体的人体生命；同样，也很难想像没有意识活动而只有肉体的人体生命，即便有也只是“行尸走肉”。所以古人说“性无命不立，命无性不存”，又说：“贤人之学，存心以养性，修身以立命”。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性命既不可分割，却又有明确的区别，因而，“养性”和“修命“的方法也就有所不同。
　　何谓“修命”？简言之，以改善人体生命物质欺础为主要目标的气功修炼法。何谓“养性”？简言之，以开发智慧为目的的气功修炼法。其实气功修炼，最终要达到的是祛病延年和开聪益智的双重目的，按理应做到“性命双修”。“性功”、“命功”孰优孰劣，孰重孰轻，何争之有？问题出在初学者下手功夫的选择。由于初学者身体素质和接受能力千差万别。故尔，训练有素的气功教育家出于因材施教的需要，在制订教学计划和选择入门途径时因人而异。因此，训练内容的偏“性”或偏“命”也就无可厚非。由此而引发的千功万法并立的繁荣局面，应该说是整体观指导下，养生之道人性化、个性化的特有人文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