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企业对《劳动合同法》有较多反弹，一些企业甚至认为这是一部影响了“劳资和谐”的法律，其依据是在法律实施前后，劳资纠纷和引发的诉讼明显增多，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了影响。对于这种现象，应全面分析，避免以偏概全，才能对法律施行后的社会效应作出正确的判断。

　　的确，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部分企业对继续运营产生了“观望”情绪，并出现了企业停产歇业或迁移其他地方的迹象。我们认为这是《劳动合同法》的“矫枉”效应：由于过去相当部分的企业在劳动用工上不规范、不合法，如长期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不购买规定的社会保险和公积金，《劳动合同法》颁布后，这种做法难以为继，企业继续用工需要“一步到位”拿出较多资金支付这种“历史欠账”，对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企业造成较大压力。但应该看到，这是对劳资关系中普遍存在的对劳动者不公平状况的反拨。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用工依法得到规范，企业卸掉这些容易引发劳资冲突的“包袱”，能从根本上促进劳资双方的和谐。

　　作为一部调整劳资双方利益关系的法律，引发的社会效应从劳方和资方、从短期和长远、从某个企业、行业和整个经济形态经济格局，从纯经济和社会发展等不同角度，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仅就《劳动合同法》加大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生产成本来说，有的企业关门歇业，有的企业则努力提高生产率；有的企业寻求迁徙，有的企业则在原址寻求转型。而同样是企业迁徙，迁出地可能认为影响到ＧＤＰ增长，但对于迁入地，则有利于对资金、技术、产业的吸纳，帮助农民就近就业，缓解多年来大量农民工进城造成的农村“空壳化”现象。

　　还有引发劳资诉讼增多的问题。在这部新法实施后，一些企业的工人运用法律维权，对企业不合法用工向劳动仲裁机构或法院提出告诉，这种情形客观上对《劳动合同法》起到了普及作用；而不少企业也纷纷聘请人士担任法律顾问，以至于在珠三角等地区出现律师“供不应求”的现象。劳资双方为了各自权益，在法律平台的这种对阵，恰恰是“依法治国”应有的社会形态。此外，在《劳动合同法》实施过程中，一些企业的工会起到了积极作用，帮助和代表工人与企业老板协调纠纷、沟通意愿，避免了个体维权行为影响企业生产并容易陷入失控状态的现象。《劳动合同法》促进了工会主导的劳动者维权机制的形成。

　　对《劳动合同法》的反响如此强烈，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密切相关。30年的改革开放，加工出口型经济在实现财富积累、国力增强的同时，对资源和能源的高消耗、区域发展不平衡、国际贸易摩擦增加等问题日益凸现；另一方面，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更加体现社会公平，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尊重和保护劳动权益的呼声日益高涨，成为“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具体要求。

　　《劳动合同法》引发的社会效应，值得研究与重视。这部法律对于不同的企业和行业，有不同的影响，执行中存在各种各样的情形。作为劳动管理部门、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在执法过程中，应针对具体问题，实事求是，依法办案，从规范用工行为，保护双方合法权益出发，推动《劳动合同法》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