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尧舜禹时期，升职完全凭借的是口碑效应，老百姓说谁好，谁就能够升职。舜从尧手中接过最高领导权，就是一个口碑好。这种方式也影响了大禹的思维，著名的"十三年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之举，一举树立了个人品牌。有了这样的高层领导示范，下面自然照章进行，所以在那个时代，要想升职，完全在个人品牌美誉度。就此看来，祖宗们竞争，不唯学历、出身论，大家完全是"fair play".问题是，那时，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村长大家都没甚工资可拿，换来的是"青史留名".夏商周时期，国家的概念开始形成并逐步完善，但由于是奴隶社会，很多有才能的人因为身份缘故没有出头的机会，就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手段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其中正面的代表人物是商代的宰相伊尹和周代的姜子牙，前者通过当厨子，不仅抓住了最高领导人商汤的胃，还抓住了商汤的心；后者在渭水边用类似今天行为艺术的方式——无钩钓鱼引发了外界的炒作，从而被周文王起用。显然，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做到"标新立异".伊尹和姜子牙得到的回报显然超值，得到了大片封地，尤其是姜子牙，齐国供奉的老祖宗就是他。

    但那时候打工风险也超大，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夏桀时期的赵梁和周幽王时期的虢石父，前者迎合了桀追求娱乐的爱好，开创职场溜须拍马之先河；后者则成为了历史大片"烽火戏诸侯"的导演，为了升职加薪，给老板提供了一个导致"亡国"的IDEA，虽然两人职位升上去了，但不久都落了个身首异处。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各个政权的分立，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性人才大流动，"跳槽、自主择业"成为了时尚。人只要有才能，就可能在某一国应聘上一份好工作（其代表人物就是在六个不同国家担任过宰相职务的苏秦），这导致了"个人职业规划"的一度盛行，而张仪、李斯等人就是杰出的代表。他们根据时局的发展情况制定好了自己的职业规划，并到处寻找王侯"面试"的机会，特别是李斯的那一句"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与如今俞敏洪那句著名"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对不同时代的年轻人有着同样的励志功效。

    有一个情况值得特别留意，这批人在展开升职计划之前都毫无例外地干过"门客"的职业，这或许就是那时进入"职场"的资质认证吧。

    虽然秦始皇统一了六国，由于秦代时间相对较短，"职场"并没有显露出典型的特征，暂且不论，而两汉时期之后，职场出现了"政府行为"："察举"和"征辟"制成为了主流，其特征就是官员的升迁取决于品德、学问、法令、能力等方面的个人综合素质，并要求通过由官方指定教材孔家学派的考试。两汉时期，国道中落，是职场黑市也开始兴起，在西汉时期，你在黑市上可以买到县令，到了东汉后期，黑市交易极度繁荣，包括"三卿"在内的最高级职位都明码标价，更有甚者，多买还能享受赠品。

    到了魏晋南北朝，职场出现了退化，其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由于官员的升职完全由各个州郡世族豪门出身的中正官把持，官员的升职与否完全成为了"阶级、出身"论，其中最知名的两个大家族就是王羲之所在琅琊"王氏"，和以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氏。不过此时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些依靠各种手段走后门的升迁者没了施展之地——出身不行就当不了大官。

    也正因为出身论的副作用，使得具有独立思想的"自由职业者"开始陆续出现，"竹林七贤"正是其中的翘楚。

    自隋唐开始，中国职场进入一 个有相对序的发展阶段，由于科考成为选拔官吏的制度被固定了下来， 进一步推动了"三省六部"的国家管理体系逐步形成，官员的升职考核不仅有了一套明确的标准，还有了一个国家级的HR部门——吏部，更重要的是完备的薪酬体系开始建立起来。

    根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当时升职有四条标准：在选拔官员的时候，首先要求备选者没有身体健康问题，其次要求备选者口齿清楚，语言流利，能言善辩。第三就是要求书法水平。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考察其实际工作能力，要求思维敏捷，论事有理，判辞优美。 同时该规定还指明了四个条件的平衡标准：考核四才时，以书、判为重点，如果书判通不过，就可以直接回家养老了。如果出现同等资质的情况，则德行优者先取；若德行相等，以才能高者优先；才能相等，以劳绩大效率高者优先。

    这一套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极大，随后的南北宋、元、明、清基本上都沿袭了这一升职的考核制度。但自隋唐以降，由于升职制度被规范化，反而促使"走后门、溜须拍马、行贿"等不正风气开始蔓延。

    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由于皇帝们大多偏安一隅，贪图享受，宰相个人的职权开始膨胀，于是许多溜须拍马之徒有了用武之地，例如贾似道一手遮天十几年，官员要想升职就必须大量的送礼、拉关系，有年龄比贾似道还大的职人不惜拜贾似道为"干爹".元代相对比较特殊，虽然科举制和官员考核体系在执行，但官员的升职往往还是逃脱不了身份和背景的限制，例如蒙古人和色目（汉人以外的民族）其上升的速度显然要比"汉人"和"南人"（原南宋的遗民）快。

    而明朝那些事就有点难堪，从明宣宗开始，皇帝就常处于"弱势群体"，基本上属于大臣和宦官们轮流执政。在大臣执政期间，官员的升职相对还比较正常，而在宦官执政期间，升职制度变得一塌糊涂，是否升职完全取决于官员的"站队"情况，只要是宦官派的，升职就十分快，而其对立面的大臣派人士往往遭到打压、迫害。

    清朝的情况稍好一些，官员的升职基本上能够按照吏部的标准来执行，但人际关系开始起到重要作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清代康熙晚期开始流传一本《官场登龙十二术》的书籍，这或许是历史上第一本关于升职秘籍的书籍。同时，清代买官的情况有所抬头，例如康熙时4000两银可捐一知县，以至使全国捐纳知县者达500余人，道光时知县的价格甚至跌到999两。捐纳制不仅可以捐官，而且还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及穿官服等待遇。

    至于薪酬问题，总体来说，明、清代两代，官员们的薪酬水平都不高，清代一品大员年薪也只有180两银子，折合如今人民币的购买力仅值36000元。比较前一段时间唐骏10亿元的转会天价，折合白银500万两，相当于乾隆时期一个富裕省的GPD，这确实不禁令人感叹。所以在明清两代，大部分官员只能在"福利"上找点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