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大学生就业难时，常看到这样的说法：其一，上大学是为了毕业后从事收入高、工作环境好、发展前景好的“好工作”；其二，现实中大学毕业生的增速超过了“好工作”数量的增速，而大学毕业生又不愿意从事“差工作”，导致大学生就业难；其三，只有发展能够提供更多“好工作”的产业，才能解决大学生就业难。

    以上三点说法中，最后一点我不同意。我认为，第一，对于就业难的大学生来说，所谓“差工作”是他们在一段时间内（甚至一辈子）的职业；第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从事“差工作”，而是中国“差工作”的收入水平太低，不足以维持大学生在城市中的生活。

    部分大学毕业生只能从事“差工作”

    在中国，什么人从事的工作属于“差工作”？各界比较认同的是，普通农民工所进入的劳动力市场属于此列。

    在中国，“好工作”与“差工作”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差距。仅以收入而论，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李培林等2008年对1980年及以后出生（即当时年龄在28岁及以下）人群所做的调查，主要由大学生（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9年的新生代白领）构成，其平均年收入是新生代农民工的1.98倍。

    人人上大学，都有一份“好工作”，这当然是好事。但只要“差工作”还不能被机器完全取代，谁都不干“差工作”必然导致“差工作”人力市场供不应求，其工资水平就会上升到比某些“好工作”还要高的程度。果真如此，那些“好工作”也就算不上“好工作”了。

    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上，供求考虑的时期常常是不同的。作为需求方的用人单位主要考虑短期内（3~5年，甚至就是当年）的需求，而作为供给方的大学生和高校往往考虑大学生一生工作的需要，而不仅是大学生毕业当年的市场需求。

    考虑时期不一致的后果是：有的大学生一毕业就找到了“好工作”，而且前景看好，这当然最好不过；有些行业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大学生刚毕业时，相应的“好工作”还没有那么多，甚至还不存在，不得不先找个“差工作”维持生计；还有些大学生和高校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判断出现失误，他们向往的“好工作”不存在了，这样的大学生如果不改行，就只能从事“差工作”。

    现在社会推崇大学生创业，整天宣传创业的成功者，比如乔布斯或马云，但很少想想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创业不成功，失败者又将如何生活。就算把创业成功的标准下调到当个个体户或开家网店，有一份在所在城市能够稳定生活的收入，这样的“创业成功”也不是每个大学生都能做到的。相当一部分的创业失败者只能靠从事“差工作”为生。

    既然一部分大学生毕业后不可避免地要从事“差工作”，解决他们就业难的底限，就应该放在保证从事“差工作”的人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上。

    “差工作”的收入在城市难以生存

    大体而言，农民工属于城市低收入阶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9~2012年，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分别相当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52.74%、55.5%、58.83%和58.76%。如果大学生毕业后从事“差工作”，他们的收入恐怕也只能相当于农民工的水平。但研究表明，农民工在城镇务工时的平均月生活消费支出仅为城镇户籍居民的1/2。

    现实情况是，虽然月工资只有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60%不到，但总体上农民工家庭在乡村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上。在所工作的城市生活是大学生的底线，这意味着从事“差工作”的大学生拿着与农民工相同的收入，各项生活支出却需要是农民工家庭的2倍、3倍。这些大学毕业生在城镇只能勉强度日。

    其实，“差工作”的收入水平并非从来就是低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的研究表明，如果不考虑农民工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等因素，单纯看工资，则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农民工的工资是高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

    换句话说，如果不考虑住房（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不能在单位分房），当时来自“差工作”的收入足以使农民工像城市职工一样在城市生活。民工潮时期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压低了“差工作”的工资水平。

    以20世纪90年代而论，按不变价格计算，2000年城镇人均消费水平是1990年的204.9%，平均年递增7.4%，加上1998年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影响，城市生活开支上涨幅度更大。同样按不变价格计算，这一时期农民工工资整体上是零增长，从而形成从事“差工作”无法在城市生活下去的局面。

    总之，由于人口变化相对缓慢，宏观意义上的劳动供给无法像劳动需求那样随时灵活变动。因而除了失业救济外，一些“差工作”也承担着就业保障（包括就业难大学生的就业保障）功能。城乡二元体制下对效率的追求，使中国城市的“差工作”成了只有农民工和有养老金的城市退休职工才能以此谋生的工作。在农民工城市化的大潮中，这种状况恐怕很难长期维持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