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展中国家那些没有出路才不得以而为之的企业家，成为Google的梦想依旧遥不可及。那么，对那些把“创业”当做终极目标的人来说，是否也是没有出路才“出此下策”呢？中国文化总是欣赏乱世英雄，那么盛世出路多时，是不是不要创业呢？那现在是不是盛世呢？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你觉得呢？

      国庆假期回家时，在火车上，我跟几个大学生闲聊，问到毕业后的出路，得到的答案是理想与现实同在。除了听到支教、考公务员、考研、出国甚至新鲜的“间隔年”之外，还能听到“创业”这个词，这个词好像终极梦想一样，在大学生的描述中，仿佛毕业开始的漫长新旅途，终点就是为了“创业”，然后就过上了童话里幸福的日子。

      创业这个词很炫，听起来就很有激情，有向上的动力。创业这个词背后的志存高远值得鼓励，哪怕“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也是好事，与得过且过的撞钟和尚的精气神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创业同时也是一件考验心智的事情，对这种心智考验，阿里巴巴的马云这句话相当靠谱：今天很残酷，明天很残酷，后天很美好，大部分人死在明天晚上。

      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有一篇文章以《寻找下一个Google》为题，讨论企业家精神是天生的还是可以后天习得。很久没听人提起Google了，前两年人们在提社交网络Facebook，如今则是苹果如日中天，但Google并没有衰落，它和亚马逊、苹果这些公司一道被《经济学人》询问——为什么这些在车库、在寝室、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创业的企业最终能成为改变世界的一分子？而在发展中国家，尽管也有优秀到世界闻名的企业，如韩国的三星、印度的塔塔、泰国的正大集团，但是却好像凤毛麟角，不成气候。

      原因何在？《经济学人》描述了世界银行最新的世界发展报告，开始探索如何帮助穷国的创业企业成长壮大。其中有几个数据值得引述，比如，在美国，如果一家公司开业35年以上，生产率平均提升十倍，雇佣员工数也是十倍。而生存了同样年数的印度公司，生产率只翻番，员工数甚至不升反降。世界银行调查了全球102个发展中国家的54000家企业，发现有高生产率、高薪资的大企业（员工人数超过100）更可能出口，比人少于20人的小企业更有创造力。

      从如此跨国家跨行业角度进行的宏观角度分析，世界银行的报告难免会受各国国情与行业不同的争论，但是最终的问题依旧是：如何让穷国的企业发展壮大？《经济学人》采取了以小搏大见微知著的作法，他们举了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孟加拉从事小额信贷的经济学家尤努斯的案例。1976年，尤努斯在乡村调研中，将27美元借给了42位农民，用来支付他们制作竹凳的成本，以使其免受高利贷。他说穷人是“天生的企业家”（natural entrepreneur），只是因为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的小额贷款。而这件事类比到中国则更类似一个俗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但是也有反对意见，麻省理工学院两位学者去年出版一本书名为《贫穷经济学》，书中把那些家境贫寒却创业的人称为“不情愿的企业家”，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如果我们认为他们可以找到大规模的脱贫之路，那就真是开玩笑了。”

      但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世界银行的答案也无甚出奇，无外乎发展中国家建好基础设施，拥有好的经营环境对企业成长相当重要。但《经济学人》着重描述的是对外学习的能力，因为与政府优惠的税收、各种形式的补贴相比，免费的管理培训更为有用。同样是在孟加拉，1979年，孟加拉服装厂派了130名员工去韩国一家纺织厂参加了八个月的培训，那时孟加拉没有纺织出口，也没有现代工业。当这些培训生回来后，几乎所有人都开办了自己的企业，如今孟加拉有360万纺织工人，其中女性占五分之四，每年出口达130亿美元。

      对发展中国家那些没有出路才不得以而为之的企业家，成为Google的梦想依旧遥不可及。那么，对那些把“创业”当做终极目标的人来说，自己是否也是没有出路才“出此下策”呢？

      中国文化总是欣赏乱世英雄，那么盛世出路多时，是不是不要创业呢？那现在是不是盛世呢？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