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发生了多起罢工，所反映出来的并非只是简单的劳资关系，而是中国诸多社会矛盾的体现。

      罢工既表明政府、资本和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转型，这是中国三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首先是中国政府和资方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后很长时间里，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一直“亲商”。自本世纪初，政策导向开始发生变化。中央政府意识到以往以GDP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很难持续，于是更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中央政府的理想目标，是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公正双重目标的实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具有标志性意义。不过，《劳动合同法》等法规和政策实际上遇到多方面的抵制，阻力不仅来自资方，而且也来自地方政府。

      但是中央政府的政策转型对劳方则有很大的影响，这直接导致了劳方权力意识的产生和强化，尤其是对年轻一代人(80后和90后)的影响更大。改革开放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物质生活和公平正义的要求很高，忍受物质艰苦和社会不公的能力则远低于父母辈，并且也倾向于表达自身的不满。从政策转型的角度来说，劳方意识的增强是有利因素。在中国目前地方政府和资方构成利益共同体的情况下，没有劳工方的压力，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都很难执行下去。结合了劳工压力，政策才会有推行下去的可能。

      罢工的发生既不可避免，也并非是消极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处理得好，就可以有助于两种结构的转型。第一是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个方面的转型，至少就中央层面来说，思想和政策方面早已准备就绪，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动力。现在劳工方形成了压力，政策的执行就变得可能。第二是阶层结构的转型。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或者阶层，只有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社会稳定才会有保障。而在中产阶层成长过程中，来自一次分配的劳动收入最为重要。

      当然，要实现政府、资方和劳方三者关系的良性循环并不容易。从长远来看，工资水平的提高必须依赖技术水平的提高。资方(尤其是外资)现在所重视的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土地成本和低环保要求。在技术水平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劳方的抗议可能会无济于事，因为薪酬待遇的调整空间有限。资方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会选择少投资或者不投资。出现这种情况，对哪一方都没有好处。

      提高劳动者技术需要各方面的努力，政府单方面给劳方施压或者对资方施压，都不能求得问题的解决。政府需要为资方提供技术条件，为劳方提供提高技能的动力。这里，教育改革是个关键。多年来，中国工业升级不能实现，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技能工人。最近的中长期规划，强调国家补贴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结构内容的合理性，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关键还是在于落实。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治层面看，日渐兴起的社会力量，对于希望通过改革化解当前经济社会矛盾的中央政府而言，是一种有利的助力。罢工中的新一代青年产业工人，不仅不会威胁社会长期稳定，反而可以成为中国政府推进经济转型和社会正义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