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理解管理”。
 
其实也是秉持德鲁克的管理是一种博雅艺术的原则，试图从思想、从历史的角度理解管理。
 
主要分三个部分展开：中国思想、中国管理和中国企业。
 
一、看中国思想
 
大家都知道德先生、赛先生对吧？到现在正好100年了。
 
笔记君注："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一名词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一大重要口号。
 
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热血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向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思想猛烈开火，并由此走向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现在北大校园里还有"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雕塑。
 
1958年胡适回到台湾的中研院担任院长时，蒋介石发表致辞时就讲到，只有德先生、赛先生还不够，我们还得再加一个东西，叫伦理。
 
但胡适当时没给蒋介石面子，上去讲话时直接就说，伦理是什么，能跟科学和民主相提并论吗？蒋介石面色大变，这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互动模式。
 
但其实蒋介石是对的，科学、民主之外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东西被人们忽视了，那就是信仰。
 
信仰的重要性，我们可以通过看它与科学和民主的关系来了解。
 
1.科学与信仰的关系
 
这里引用一句话：“微小的学识使人远离上帝，广博的学识使人接近上帝”。
 
从牛顿到达尔文，从哥白尼到布鲁诺，从爱因斯坦到爱迪生，都是虔诚的宗教徒。
 
有一项著名的调查发现，过去300年里近300位最伟大的科学家，其中92%都是虔诚的宗教徒，所以，这其中的关系就不言自明了。
 
2.信仰和民主的关系
 
这里也引用一句著名的苏格兰牧师的话：
 
“在苏格兰有两个国度和两个国王，在地上这个国度您是国王，在耶稣、基督的国度，您不是国王，您和我一样是上帝的子民而已。”
 
可见，信仰对民主何其重要。
 
我们知道，1688年光荣革命奠定了国会比国王大，法比王大的原则，但你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从1638年开始，苏格兰人长老会他们经过50年的浴血奋战才取得这个结果。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路标就是1648年有一个威斯敏斯特会议，这个会议确认了一个原则，即信仰比国王大，良知的自由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
 
这是英国的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再回头看中国，从1840年才睁眼看世界，但这100多年来我们真的看清世界了吗？这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西方的经典，它是有正典和负典的，正典就是两希文明，希伯来和希腊。
 
正典相当于是他们的粮店，买主食的地方，但我们很多中国学者，或许是因为无知，也或许是因为浮躁，选择的都是负典，尼采主义、存在主义，各种后现代主义，什么结构主义、现象主义、东方主义。
 
当然，不是说这些东西没有价值，而是它不是粮店，它是药店，甚至是杂货店，它是无聊的人去买点小东西玩一玩的地方。
 
这是思想史的一个大的背景，给大家奠定一下基调。
 
中国人懂科学吗？这里也要打一个问号。
 
1923年，著名的科玄论战，最后梁启超和胡适算是划上了定音锤，胡适将那些关注科学之外的话题的人称为玄学鬼。
 
他说玄学鬼就像孙悟空，怎么翻也翻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
 
如来佛是谁？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
 
但梁启超水平更高，他说科学的领域不管你怎么扩张，都无法涵盖到我两位先生的领域，这两位先生是谁？一位是爱先生，一位是美先生。
 
这两位先生上不承天子，下不理诸侯，这是梁启超最后的定锤之音。
 
所以，很多人都理解不到科学之外的这些重要的东西，他们把科学变成了科学主义，变成崇拜的对象了，这很恐怖。
 
因为真正的科学家不会崇拜科学，没有真理，只有一个向真理无止境靠近的过程，所以，这在学术上叫证伪主义。
 
一个理论，如果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驳倒它，说明它是伪科学，这个学问本身就站不住脚。
 
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为复杂，为什么？
 
因为它有不同的“分析层次”：个人层面、团队层面、组织层面、产业层面、经济体层面，规律都不一样。
 
没法通过“化约”的方式用个人层面的理论替代组织层面的理论，也没法用组织层面的理论去替代经济体层面的理论，而且很多社会现象它都是的“过度决定”。
 
比如李雷和韩梅梅离婚：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他们两脾气不配，都太暴躁；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李雷是个凤凰男，现在社会地位高了，跟韩梅梅的关系就紧张了；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他们两收入都不错；
 
从社会人类学角度看，如今大城市获得异性的方式很多，何苦要结婚。一桩离婚案，可以有这么多的维度的分析。
 
所以，知道一个维度的原理后，往往它就会过度解读，它所有的原因加起来超过了100%，200%，甚至是300%。
 
那么，你了解的原因，80%以上就是最重要的原因吗？未必。
 
因为所有的加起来都超过300%了，这就是社会科学为什么如此复杂的原因。
 
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地方是很多社会领域所谓的真理，它都是社会建构的成果。
 
比如，什么是美？锥子脸就是美吗？不一定。所以，它不是绝对的东西，大家认为股市明年会涨，都去买，果然，它就涨了，这就是社会建构。
 
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为复杂，做学问的人要用一种更加低的姿态理解它，不要轻易把这些科学的人的逻辑拿到社会科学领域、管理领域来用，意义不大。
 
民主的进展，在中国还是蛮艰难的一个过程。
 
为什么？
 
首先，非常不幸的是，在我们向西方选择思想时，西方发生了一战，让我们对欧洲主流的东西产生了失望的情绪，然后把一些思想推给了我们。
 
二战不用说，就更让中国慢慢失去了与西方沟通的主流频道，所以，我们只能在黑暗中进行所谓“艰辛的探索”。
 
科学在中国毕竟有一百多年了，慢慢的上岸了，民主方面，我们至少找得到方向了。
 
但信仰的重要性，说实话，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概念，至少没有恰当的比例感。
 
日本是靠神道教，武士道教精神是日本传承几百年的家族企业背后最重要的精神资源，韩国是靠基督教，中国台湾靠佛教。
 
那么，中国大陆靠什么？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另外，企业家有了信仰之后，怎么能够做到不是孤芳自赏，又能勇猛精进，还是很有挑战的，因为很多有信仰的人会变得很软弱，没有战斗力。
 
所以，怎么能够像美国的新教徒一样，像IBM的创始人沃森，像戴尔电脑创始人戴尔一样，像沃尔玛创始人沃尔顿一样，一方面对自我要求极其严格，另一方面，战斗力又无比强大，这才是信仰的正道。
 
结合中国实际，看一下科学、民主和信仰在中国企业界的情况。
 
比如说互联网的零距离说法，要把三位古典理论都颠覆了，泰勒的科学管理被颠覆了，韦伯的科层制也被颠覆了，法约尔职能管理被颠覆了，这完全是瞎说。
 
因为只要有分工就有泰勒制，只要有上下级就有泰勒制。做事只要分两个以上的步骤就会有法约尔职能的管理，怎么能被颠覆？
 
连微积分都没学过的人，都在大谈特谈量子纠缠、量子物理。
 
所以，比无知更可怕的是虚荣，比虚荣更可怕的是又无知又虚荣。
 
在过去四五年里，中国经济有一点迷失了方向，在互联网上浪费了太多的精力和资源。
 
二、看中国管理
 
我非常小心、努力，也非常谦卑地致力于把社会科学的内容揉到管理学中来。
 
从人类学上，走上面Positive的一条线，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下面那条线走Normative，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最后归结为宗教学，将其和管理联系起来。这才是做学问的正道。
 
不能说到管理就自创一大套概念或者是理论，因为这么多聪明人，琢磨了一百多年才有了现在的管理学。
 
我们要做的就是理解这些几百年才沉淀下来的学问，把这些领域的知识努力地揉到管理学中.
 
同时，管理也要努力避免另外一种倾向，就是的低龄化、幼稚化、寓言化的倾向。
 
这是从科学的维度去理解管理，再有一个维度是民主。
 
我做领教工坊跟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企业家打交道时发现，这些老板从来不跟向他汇报的下属做一对一的谈话。
 
我跟他说，你要跟向你汇报的那十个人做一对一的谈话，每个月做一次，甚至每一个季度做一次，你整个公司的绩效就会乘以两倍甚至三倍，但他就是不做。
 
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打造的，你一个打工的跟我要一对一谈话，而且还要完全平等？
 
他根本受不了，内心深处能躲就躲，能逃就逃，有无数个借口不做这件事。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在中国要真正懂得民主的重要性有多难。
 
所以，在中国做企业，怎么“为公司加冕”，想办法让创始人认同，公司比他大，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为公司加冕可能很多中国人听不懂， 我想了大概一两年，换了个说法，我说在你内心深处，你是老子，企业是儿子，还是反过来，你是儿子，企业是老子？
 
这下他就能听懂了，说企业肯定是老子，我是儿子，可能是大儿子吧，责任、权利、利益大一点。
 
但我是平等的率领着一起来为这个老子，为这个共同的使命、价值观拼搏的团队的成员之一，这才是做企业的正道。
 
但一般企业家无法理解这个概念，更不用说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你制定游戏规则，一定要按照这个游戏规则去做，不能上午刚制定，下去就改，这让大家怎么尊重这个制度的神圣性？
 
所以，中国企业家精神我们都有，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企业家精神。
 
那么，中国人缺的是什么？是职业化的精神，就是一对一坐下来，大家谈好合同，你给我A，我给你B，按合同去做，这是做企业最重要的精神。
 
如果企业不重视这种精神，或者不懂这种共同的价值观之上的职业化的做事方式，这样的公司是走不出去的。
 
你公司的愿景和使命是什么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是民族工业的复兴，你怎么让日本人、印度人、美国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所以，一定要找到那个普适的价值观。有人会问，你说的普适价值观是西方的那一套。
 
这从来不是西方的那一套，美国人为什么更强调平等、尊重、信任、合作、分享？
 
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你站在纽约街头一看，高矮胖瘦、红白蓝绿什么人都有，五湖四海的人到这个地方来，不按一个共同的规则怎么能行？
 
所以，它强调普适价值观，只是因为它率先进入一个国际化的环境。
 
所以，经营企业一定要记住一点，企业是介于公域和私域，它不是家庭，也不是国家，它是两者之间。任何企业都有社会性的一面，你必须既要向公域学习，也要向私域学习。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向公域学习这种规则意识，向私域学习对人的温情，对人的爱，这是企业管理之道的不同之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有企业都是社会企业，一个企业如果不是社会企业，那就不是公司，而是私司。
 
三、看中国企业
 
我们今天在皇家假日酒店开会，相信主办方选择这个酒店肯定是有原因的。
 
曾经金融街最好的酒店是洲际酒店，这个酒店接待了无数名人大腕儿，主办了很多高大上的活动和会议。
 
但今年3月份合同到期了，没谈拢，牌子换掉了。四月份我到了，就发现保安在骂人，训开车来的人；
 
一进去就发现前台的女孩子只顾低头玩手机；
 
而且大堂内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我当时心里就倍儿凉，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可知道，洲际酒店的管理规章就有很厚的一摞，现在人马都没怎么变，除了总经理和人力资源部的人变了，其他人马没动，怎么就一团糟了？
 
这就告诉我们，管理就是这么一个脆弱的东西，管理是反自然、反人性、反历史的？
 
1. 反自然。
 
有秩序的东西慢慢变得无秩序，比如一个花园，两年不去料理肯定会变成一块荒地，这是自然规律。
 
管理就是要跟这个规律作斗争，反自然。
 
2.反人性。
 
我们天生就喜欢看别人的缺点，看到别人骑自行车摔一跤就哈哈大笑。
 
但管理就是要逼着你去看人家的优点。用人用其短，天下无人可用，用人用其长，天下人人可用，逼着你去看别人的长处。
 
比如，我们都喜欢逞能，一有机会就表现，但管理者是不能逞能的，一定要赋能，要让别人去表现。
 
所以，一个企业领导者的领导力水平，跟你的企业内部开会时你的发言的比重、频率、先后顺序成反比。这是反人性的。
 
3.反历史。
 
最可怕的是反历史，为什么？因为生老病死是逃不掉的，企业也要遵循这个规律，最后都会死。但我们拼的是什么，就是晚一点死。
 
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英雄和歹徒纠缠了两个半小时，最后两个人都倒了，但最后英雄又爬起来了，他没死，或许第二天他就死了，但不妨碍他是英雄。
 
所以，我们拼的就是这种使命感，要的是一种类宗教的精神，一种圣徒精神。
 
如果没有这种圣徒精神是不可能长期坚持去做好工作的点点滴滴的。
 
马克斯.韦伯说，“没有新教精神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的崛起。”
 
没有这批人拼命挣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就不会有这些贪官污吏苦苦排队去移民的国家的繁荣，所以，它背后是新教精神。
 
大家都知道客观管理的创始人泰勒，他是虔诚的路德教的教徒，他拿着秒表掐着时间做动作研究。
 
每天早上，他会掐着秒表起床，掐着秒表刷牙，掐着秒表吃早餐。
 
你若想读懂德鲁克，就一定要懂他背后的理念。
 
他认为社会组织、社会制度都是为了更高的目的而存在，我们所谓的企业的目的不是为了利润，甚至不是为了客户的满意度最大化，而是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目的而存在。
 
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提高人、成就人、完善人。
 
哈佛商学院是被一批什么人长期主导？摩门教徒。
 
他们对自我要求极其严格，不喝酒，连茶叶都不喝，就是为了显示自我控制的能力。
 
IESE是欧洲最好的商学院之一，它的背后就是天主教最保守的教派。
 
所以，全世界最好的商学院它背后都有这样的信仰背景，如果你不懂这一点，那些所谓的方法、工具、技术，以及各种制度、体系、流程全部都是过眼烟云，就像洲际酒店一样，刚换一个月，就弥漫着难闻的气味了。
 
管理学是什么？
 
管理学是科学，有系统的方法。而且这个系统的方法里包括全面、长远的视角、技术的视角。
 
管理更是民主，它需要高级的法治精神，你遵从的不是这个法律的文字，而是法律的精神。
 
不是在完全合同下去遵从，而是在不完全合同下去遵从，因为大多数雇佣合同都是不完全的合同，它无法规定你礼拜三早上起来做什么，给你多少钱。
 
而且，很多情况下，它不是合同，而是誓盟。
 
合同是协议A给B什么，B给A什么。
 
誓盟是不管怎么着，我就是A，这叫誓盟。很多最优秀的企业家跟员工签的都是誓盟，而不是合同。
 
就像结婚时的那句誓言，“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是健康还是疾病，我都要照料你，这叫誓盟。”
 
但最重要的管理是什么？管理是信仰，它一定对这个事业达成共识，没有共识就无法解决这三个问题：方向、协同和动力。
 
这三个问题都需要信仰的力量来支持。
 
再来看中国的企业，最优秀的中国企业暗合上述这个逻辑：科学加民主加信仰。
 
中国人对信仰非常陌生，但有一套制度系统我们是相对熟悉的，即党的干部管理、组织管理的这套原则。
 
中共的老师是谁？是苏共？苏共的老师是谁？是东正教。
 
斯大林就是东正教神学院的毕业生，列宁成长于虔诚的东正教教徒家庭。
 
东正教的背后是什么？基督教。所以，共产党的那套系统暗合这套人类文明的主流文化。
 
所以，在讲天主教、新教时比较陌生，但共产党的那套组织方针都能听懂。
 
阿里把这套系统就用得很好，2010年的三大运动，完全跟共产党一模一样的方法，然后再基于公司的人才管理的一些原则，再加上武侠文化，就有了今天的阿里。
 
华为，它的群众动员机制，它的干部管理机制，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是从哪儿来的？
 
它长期以IBM为师，把IBM 2B的那套打法用得炉火纯青，再加上他们对美国军队的研究，就有了今天的华为。
 
还有一家企业，叫广州视源，他们是真的共产主义。
 
所有高管的钱都放在一起，所有的员工、团队开会自己决定自己的工资，你觉得你值多少钱，你就拿多少工资。所以，它在管理学界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对象。
 
当然，也有一些别的选择，像福耀创始人曹德旺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他是真正做到了不随波逐流，又做到了勇猛精进。
 
在90年代就把台湾的EMBA的所有教材通读了一遍，把台式的精细化管理用在了经营福耀玻璃上。
 
几十年如一日的做一件事，做好一片汽车玻璃。所以，他成了汽车玻璃大王，现在经济有点危机，大家都很担心，但他没有慌张之态，因为他早就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再比如方太，学孔仁孟义学得非常到位，再加上他对惠普以及西方的人文主义的管理方式的学习，也融合得非常好。
 
还有我们现在比较年轻的一些企业家，也把基督教的思想和精益生产管理融合起来，取得了相当不错的业绩。
 
我从博士生读着读着变成了大学生，再读着读着变成了小学生，我发现原来管理居然如此陌生，我根本不认识它。
 
所以，在讲管理时，最后要回归到杜维明的三个阶段，我们做企业时，起初是各美其美，慢慢的是美人之美，最后要达到美美与共的这个阶段。
 
有些人说中国最好的企业是中体西用，中国理念，西方标准，这个观点我是不赞同的。
 
共产党这套理念是中国的吗？当然不是，但不影响我们去向它学习，不影响我们把它用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去。
 
最后，我们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理清思路。
 
真正理解什么是管理，管理背后的科学维度要求我们做什么，民主的维度要求我们做什么，信仰的维度又要求我们做什么，民主的维度要求我们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