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人大毕业生伍继红，你弄丢了阶层上升的船票

伍继红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极端案例，它让我们看到了中产生活的真面目，看出中产阶级内心的真恐惧。

人民大学是个好学校。这不是体现在各学科的所谓排名上，而是体现在校友这种共同体的表现上。正是由于校友们的努力，1994级学生伍继红的命运出现了转折。

伍继红于1994年以高分考上人民大学，但是在1996年的时候，国家取消了大学毕业分配。国家高等教育改革，在1992年就已陆续开始。最初是取消分配，把毕业生推向市场，从1999年开始，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扩招。2016年，仅本科生全国就要招生340多万人。

▲1996年，国家取消大学毕业分配

伍继红1998年大学毕业，需要自己找工作。北大、清华、人大的毕业生，要留北京也并不容易。她学的是档案管理，就业面尤其狭窄，她报考了公务员，通过了笔试，在面试环节被刷了下来。这是很大的打击，再加上父亲生病去世，她精神一度崩溃。

她没办法留在北京，就去广东打工，在那里碰到了自己的初中同学，结婚生子。从这时开始，伍继红事实上就脱离了人大毕业生的光环，她从一个阶层中滑落了下来，掉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中。某种程度上说，她比她那些没考上大学的老乡还惨，那些人早就已经认命，从而获得某种从容。

很多人不理解伍继红，既然这么穷，为什么还要生那么多孩子？伍继红到前夫老家时，是盼着复合，当这一愿望落空时，她就彻底放弃了自己。在贫穷的江西山村，人变得麻木，并不会考虑生几个孩子合适。

如今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已经很难理解贫穷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也已放弃了去理解的努力，心里还会骂一句活该。

▲伍继红在接受记者采访

伍继红考上大学的时候，内心肯定确信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保障。在90年代之前，农村人考上大学，就完成了一种身份转换：户口从“农村”变为“城市”，人也变成“国家工作人员”。这是一种等级的上升，“跳龙门”这样的历史词汇，很好地说明了这关键的一步。

到了伍继红考上大学的1994年，尽管政策已经在发生变化，对伍继红和她的父母来说，很有可能并不知道巨变即将来临。真正的变化，要从1996年开始。我1997年考上大学，邻居们在恭喜的同时，也有人表示担忧：现在国家不包分配，上大学还有什么意思？

因此，当伍继红没能通过北京公务员面试，她内心的震动可想而知。她无法完成自己的“等级上升”，这就意味着过去的努力全部白费。户口打回原籍，意味着一个更高的等级对她的拒绝。1998年毕业的大学生，还无法像今天的孩子这样，死皮赖脸留在城市，慢慢寻找机会。

事实上，1996年开始的毕业生就业市场化改革，对中国意味深远。既然国家不再包分配，读大学也就不再意味着“为国家而读书”，而是纯粹个人性的行为。它变成了一种投资：花上4年的时间和大量金钱，能得到什么样的回报？

中国的青年人，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变得现实，开始变得“精致利己”，开始把自己看成一件商品，来卖个好价钱。

▲自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一直存在

1999年开始的扩招，为中国“制造”了大量大学生，大学从最初每年招生几十万人，扩展到现在的每年几百万。2016年，在校大学生（专、本、硕、博）加起来，超过2000万，而整个中国受高等教育的人口，也已突破1亿，虽然和发达国家相比，整个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利还很寒碜，但是总量却已相当可观。

很少有人思考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1980年代，城市是产业工人的，而到现在，城市在本质上是大学毕业生的。1985年，上海大众成立，在汽车制造厂上班，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而到了今天，在任何一个工厂当工人，都不会再有人羡慕。你在报纸上很少看到“工人”这个词，人们开始用“职员”来称呼这种工作身份。

1980年代，江浙一带出现的个体户，让一些学者开始思考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人们期待中国能像发达国家一样，出现一个庞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群体。

美国在二战后出现了这个“白领”群体，中国晚了几十年，但是现在也开始出现了这个“白领”或者中产群体。每年700万毕业生投放劳动市场，是中国经济最核心的推动力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读大学一直是阶级上升的重要渠道之一

在这个意义上，读大学，就不再是过去那样完成等级转换，而是阶级上升的一个通道。对农村和中小城市的底层来说，考一个理想的大学，仍然是可期待的阶层上升办法。

但是，和等级转换那种由权力加持的普惠不同，阶层上升，本质上是个人命运的搏斗，你只能依靠自己，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赌博。

伍继红命运的典型性，就在于她是人民大学，如果以赌博来比喻的话，她还是拿了一手好牌，但是，由于命运捉弄，她竟然失败了。

最初在网络平台上发起众筹的人大校友，可能只是想单纯帮助一下她，但是，这种行为却唤醒了大量校友内心的阶层意识：作为一个人大毕业生，理应过上中等以上的生活，如此悲惨的底层生活，简直是不能忍受的，它超过了大家心理能承受的限度。

院系老师代表学校去看伍继红，希望她能捡起专业，“等你归队”。这个“队”指什么？很明显，不是指让她回到学校和当年的班级，那个队，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没有人能再回去。这里的归队，其实是指“像人大毕业生那样生活”。换句话说，“队”的意思就是一个更好的阶层。

从1996年开始，大学毕业生就开始了这种艰苦的“阶层爬升”，伍继红不是第一个掉队的，当然更不是最后一个，如今掉队也许已经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是，由于人民大学校友的存在，伍继红看上去是被“掉队”伤害最深的人之一。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尽如人意，但是像北大、清华、人大、复旦这样的名校，毕业证仍然接近于一个阶层的认证，一张登上中产阶级生活的船票。

对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来说，在大城市找到工作，只是一个阶层爬升的开始。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歇。一次失业，一场大病，一个意外，都有可能让人调转方向，一路向下，万劫不复。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感叹：“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伍继红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极端案例，它让我们看到了中产生活的真面目，看出中产阶级内心的真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