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建筑工地打工14年了，年年欠薪，年年讨薪，这些艰辛的路，说出来都掉眼泪。”来自河南的建筑工人张克俭说。至今，他还没有拿到去年的工资。

    时值2014年年尾，农民工群体再次面对劳资纠纷易发期。

    12月5日，由多所高校“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公益组织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联合发布的《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下简称《报告》）显示，在拖欠建筑工人工资环节中，劳务分包企业与开发商分列前两名。

    7年138起欠薪案例，揭示建筑业“层层盘剥”食物链

    12月5日，是多所高校和民间公益组织发起的“建筑工人关爱日”。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发起人之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介绍，这项调研报告基于7年间跟踪访谈和研究的138起集体讨薪案例。调研者对一线工人进行了大量的深入访谈，在100余个建筑工地开展实证研究，接触到不同层面的管理员、包工头和带班。

    “自2003年时任总理的温家宝替农民工讨薪以来，中国建筑业的劳动关系开始发生调整和变化。”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负责人李大君说，“最具代表性的政策，是试图以建筑业劳务分包公司来取代‘包工头’，以规范建筑劳务市场。”

    建筑业的劳务分包制度，始于2005年。当年8月5日，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文件指出：“从2005年7月1日起，用三年时间，在全国建立基本规范的建筑劳务分包制度。”按规定，到2008年，建筑施工企业须成立自己的建筑劳务公司。

    但《报告》调查显示，2008年至今，建筑业“层层盘剥”的“食物链”仍普遍存在。这条利益链的顶端是开发商，下一层则是建筑劳务公司。

    《报告》显示，在拖欠建筑工人工资环节中，劳务分包企业与开发商分列前两名，它们所占比例分别为43.5%与31.2%。

    相对而言，“欠薪包工头”所占比例仅为13.8%。总包施工企业在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环节所占比例，仅为7.2%。

    《报告》认为：“劳务公司通过向不具备资质的私人包工头提供资质，赚取挂靠费用。而具体的一线工人的招募和组织管理，仍旧由最基层的包工头来完成。这样一来，建筑施工企业将用工责任转嫁到包工头身上。”

    《报告》认为，包工头成了“夹心饼干”：“一方面要为施工企业从乡下招募、组织和管理一线建筑工人，另一方面，还要为私人挂靠者的资金缺口垫付资金。”

    “在建筑工程分包的过程中，每经过一层，下家都需将工程承包价的少则百分之几、多则百分之十几，上缴给‘上家’和工程监理。就在这种利益链条中，无论是工程质量还是工人工资，都无法得到保障。”《报告》总结。

    在138起案例中，层层分包与转包的比例高达97.1%。

    88.4%的建筑施工企业存在资质挂靠，同一工地总包施工企业与劳务分包均不存在资质挂靠的比例仅为2.2%。其中，总包施工企业的挂靠比例为66%，劳务分包企业的挂靠比例更是高达82%。

    “资质挂靠、层层分包与转包，不仅使得工程质量难以保障，而且工人的施工安全与工资也存在着巨大风险。”《报告》认为。

    “按照约定，全额结算”仅占一半

    山东籍建筑工人李建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为讨要工资打了4次官司，“次次都输”。

    他的第四次诉讼，目前仍在进行之中。“从仲裁到一审、二审，法院都是依据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判劳务公司给工人发放工资。”近日，他们又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他并不乐观。

    《报告》显示，建筑工人即便经过司法途径，全额结算工资的比例也不高。

    从讨薪的结算标准来看，“依照约定，全额结算”的比例仅为44.9%。即便加上“年底结清”的部分，也只有56.5%。

    甚至，8%的欠薪案例中，工人经过讨薪，仍旧分文未获。这又是为什么？

    《报告》中的另一个数字提供了答案。在138起集体讨薪案例中，没有劳动合同的比例高达95%。

    “在工人向施工单位讨薪时，如果没有劳动合同，工人诉诸法律来维权，那么，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就会依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来支付工人工资。”李大君说。

    12月5日到场的四川籍农民工刘顺雄同样没有签劳动合同。据刘及其工友介绍，2013年1月6日，他们所在的某工地发生建筑坍塌事故，造成8名工人受伤。因为没有劳动合同，伤者无法鉴定为工伤。

    “4名工人跟建筑公司‘私了’，我们4人选择上诉，快两年了，还没有个结果。”刘顺雄说。

    “保障房无保障”，成欠薪重灾区

    《报告》说，除了商品房，保障房项目工地成为“新增的欠薪重灾区”。

    目前，保障房建设主要采取的是“开发商垫资施工、政府回购”的模式。《报告》统计，高达82.6%的涉事工地存在总包施工单位垫资的行为，其中商品房与保障房垫资比例最高，分别达到96.1%与94.4%。 

    在李大君看来，并不良性的劳资关系，使“保障房变得越来越没有保障”，“住户安全没保障，农民工工资也没保障”。

    “无论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是施工单位，都是‘最低价中标’。”李大君说，“保障房利润有限，开发商和施工单位为了盈利，会选择挤压成本。于是，在没有办法改进施工企业管理的情况下，只可能从建筑材料费和人工费上压缩成本。”

    《报告》显示，2011年后，随着监管部门对保障房质量监管力度的加大，材料费可压缩的空间已经不大。“采取各种手段压缩人工成本，压低或拖欠农民工工资，就成为一些开放商重要的获利方式。”

    《报告》调研138起案例显示，高达94.9%的讨薪案例，工人在讨薪期间无报酬，交通、食宿自理。“工地方欠薪的违法成本被转嫁到了欠薪农民工身上。即便100%讨薪成功，涉事工地所付出的也只不过是他们本应付给农民工的工资。”

    在138起案例中，讨薪工人被殴打的占30.1%，尚无一例打人者被抓获。

    “劳有所获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如果身边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使社会冲突和矛盾进一步加大。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欠薪问题累积出的社会矛盾逐渐增多，亟待解决。”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蒋一兵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