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700万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每年9月至10月是大学应届毕业生入职的最后一波高峰期，不少“90后”大学毕业生开始尝试自由撰稿、开网店、当管家、做家教、教钢琴、教画画、教游泳……工作不再限于投奔企事业单位，方向不再限于考研、考公务员，隐性就业正在成为拥有专长和技术人才的一种新就业形式。

    隐性就业不是失业而是创业

    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的王璐一直没有找到可心的工作，大学期间曾和同学一起开过网店卖衣服，她表示：“网店目前经营不错，想专心打理网店。赚钱不赚钱先不说，先试试，至少算份自己的事业！”

    2012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的郭成由于当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一直在潜心做网店，从卖服装、再到卖海鲜、近期又与瓦房店签订合同开始在网上卖蓝莓，每一步发展都很稳健，如今已拥有15人团队的小公司了。

    大连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王老师说，跟“70、80后”相比，“90后”活得更加自我，认为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很重要。据了解，目前越来越多有一技之长的人加入到隐性就业者行列，他们大多学的是设计类、艺术类、体育类和技术类等工作性质比较灵活的专业。

    王老师还表示，目前，就业形式正在向多元化发展，隐性就业正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这种就业形式是对“显性就业”的一种有效补充，丰富了劳务供给方式，分流了就业压力，减缓了社会焦虑，也为经济注入了活力。

    隐性就业者缺乏安全感

    笔者在和一些隐性就业者聊天后感觉到，多数人的内心缺乏安全感。尽管有不少人每月赚的钱与在公司就职差不多，甚至更高，但“不知能干到几时，没有保障”的说法屡屡听见。

    家住开发区的曹艳梅女士说，女儿小静非常享受自己“自由职业者”的生活状态，工作时间随意，不用朝九晚五地坐班。她经常浏览网络上媒体的约稿版面，选择合适的题材投稿。面对小静的悠然自得，曹女士却是“心慌慌”。“没有保险，总是没着没落的。”而且，有时稿费能不能顺利拿到手也让人担心。这种隐性就业者经常忽略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此，王老师表示，只要和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就应该签署劳动合同。一旦劳动合同缺失，双方不构成契约关系，劳动者的权益就很难得到有效保护。

    她表示，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发展，大学毕业生中的隐性就业者将进一步增多，将来也可能由非常态向常态转化。但是，目前隐性就业者背后的权益保障缺位，社会缺乏足够的理解、支持也是不争的事实。

    王老师补充到，之所以称之为隐性就业者，是因为他们的职业状态并未反映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统计、记录或其他管理劳动就业的形式中。隐性就业不便于政府管理，就业者的个人社会保障不足。如果就业统计方法能随着就业形式的变化而调整，“隐性就业”可能就成为了“显性就业”。如果社会保障方式能考虑到各类就业人员的需求，也许这些就业者的社会保障也不成问题。

    从制度上保护隐性就业者

    由于隐性就业族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固定的劳动关系，往往也没有固定的劳动场所、劳动时间和劳动报酬，其权益很难得到有效保护，这就需要社会从制度上来保护他们，同时加强就业引导。辽宁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王爽老师还认为，尽快建立覆盖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大学生隐性就业者“应保尽保”。在市场化的就业环境下，不管什么性质的用人单位，都必须为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金。同时，加大征缴和稽查的力度，利用国家强制力量向所有用人单位全额征缴社会保险金；对于少缴或拒缴者，加大其“违约”成本，依法给予严惩。只有这样，隐性就业者才能解除后顾之忧。

    作为学校，也应积极引导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就业，使其眼光不只局限于大城市。大学生隐性就业的出现并增多，源头在于大学毕业生竞相进入大城市谋职创业。过多的毕业生集中于大城市，对用人单位来说，确实有利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对大学毕业生来说，极有可能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一方面是大城市的人才贬值，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在基层、在边远地区、在艰苦岗位上，对大学生有着大量需求，却鲜有人“屈就”。面对人才市场上的结构性矛盾，对于高等学校来说，可以从择业观教育入手，使大学生认识到基层蕴藏着无数的成才机会，在大城市就业市场已趋于饱和的情况下，选择到基层是理性的、现实的；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可以在给予服务基层的大学生更多优惠政策的同时，建立起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不仅要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而且能为他们今后的优先发展和自由流动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