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近期接连被曝光企业违法雇佣东南亚劳工和国内童工，用工荒真的已经需要童工和黑工来填补吗？而调查显示，国内劳动力供应在2020年前并没有特别大的缺口。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工人回家过年，最难过的无疑是老板们。本来就被人力成本压得喘不过气来，工厂如果再停工，企业经营就成了问题。此时，廉价的东南亚黑工、中国童工竟然成了应对“用工荒”的对策。
 
    据媒体报道，珠三角一些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招工不力的情况下，转向聘用东南亚“黑劳工”。这些东南亚劳工在中国可以获得比本国工资高出一两倍的收入。而中国老板也只需要付出国内工人三分之二的成本就可以招聘到工人。而且他们每天可以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根据《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其中明确规定：企业若需要引进外国人，只能是中高端人才，不能是低端劳务。而对未办理手续擅自聘用外国人的用人单位，公安机关在终止其雇用行为的同时，可以对用工单位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其承担遣送私自雇用的外国人的全部费用。
 
    尽管违法成本不低，但对于遭遇“用工荒”的珠三角工厂，和极度渴望来中国赚钱的东南亚劳工，这种违法的利益链难以轻易斩断。

    比洋黑工更好用的，恐怕要算中国童工了。仍然在珠三角，深圳一家名为可立克的电子产品生产企业被调查出使用童工。
 
    这些大概只有12岁左右的孩子，每天工作12小时，每个月的工资为固定的2000元，没有任何加班费。这些过完彝历新年的孩子，往往能够在这种企业工作两三年。
 
    使用童工的违法成本更低。根据国务院《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使用童工从事营利性生产劳动的，每使用一名童工，罚款600-1200元。
 
    看起来童工和黑劳工既可以满足企业政策生产，又能够降低人力成本提高企业效益。但中国的劳动力真的紧缺到需要童工和黑工来填补的地步吗？
 
    现实劳动力缺口并不严峻
 
    一提到“用工荒”普遍认为是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劳动力供应不足。不过一些调查数据显示，尽管中国的劳动力结构确实在发生逆转，但在2020年以前，并不会出现巨大的劳动力供应缺口。
 
    2004年开始，由于出口大幅增长，沿海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激增，超过了劳动力供给，中国的民工荒现象开始产生。
 
    2008年，虽然经济下滑导致劳动力需求放缓，但就业供需形势并没有明显逆转。此后在刺激政策下，劳动力需求继续回升，供给紧张的状况进一步扩大。
 
    2013年，劳动力供给开始转向负增长，但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在增加。海通证券预计，2013年以后，每年新增劳动力需求在1000万以上，而劳动力供给却每年减少100万以上。到2020年，预计每年减少400万以上。

 
    不过海通证券数据还显示，目前每年从农村转入的劳动力也有将近1400万，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能够保持城镇就业处于紧平衡状态。而且，即使中国经济增速减缓至6.5%左右，普遍担心的“就业”红线也不存在。
 
    海通证券预计，按照当前的人口速度，中国农村“被就业”的1.4-1.6亿农民将在2020年前后被吸收殆尽。届时，中国经济将完全跨入一元经济时代。
 
    这也意味着，在2020年以前，中国的劳动力缺口问题并不十分严峻。所谓“用工荒”并非劳动力供应上出现了问题。既然如此，为何还会出现童工、洋黑工这样的问题？
 
    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升级
 
    即使算上违法成本，企业使用童工和黑工的成本也远远低于雇佣国内工人，在制造业利润逐步走低的情况下，选择童工和黑工是市场的选择。除了相关部门严格监管和执法，不能完全用道德标准去衡量企业这种行为。
 
    廉价的东南亚劳工，已经是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补充。与其让非法利益链攫取暴利，不如探索新型劳务合作管理模式，让他们进入中国取得合法务工资格，特别是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监控和保障。
 
    在劳动力供应偏紧的情况下，廉价的劳工会进入底层产业，弥补劳动力供应缺口。而国内工人为了竞争，也会主动提高职业技能。不过这需要政府对企业提供更多职业技术培训优惠，否则企业很难有动力。
 
    童工的出现令人心酸之余，更多需要反思。报道中获悉，家长普遍知道孩子出门打工。这是对教育体制的讽刺。提高教育质量，是人口红利升级到人才红利的关键。不能让孩子在12岁的年纪就对教育和学习失去信心。
 
    中国目前并没有权威的青年人就业指标，但从每年应届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可以看出，就业市场并不认可目前大学生的整体素质。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教育无用”的观念，进而刺激童工现象的蔓延。
 
    即使如此，黑工和童工也无法解决中国劳动力市场失衡的问题，只能算是一定程度上的补充。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劳动者素质和待遇是重中之重，弥合长期以来产生的二元结构下的差距。
 
    过去中国经济主要靠工业投资驱动，主要依赖于廉价劳动力和资金，特别是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令农民工更多参与低端制造业的工作。但目前这些传统因素正在消失，尤其随着富士康等大型企业从沿海迁向内陆，西部省份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出现返乡潮。
 
    而新一代农民工在获得更多教育机会的同时，对于从事低端制造业的意愿并不强烈，这对企业潜在的用工成本增加构成压力。此外，如今的大学生数量也从10年前的100万上升到700万，相当于一半新增劳动力，更意味着人力资本的崛起。
 
    从12年上市公司新增就业看，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个领域，意味着未来必须发展和人力资本匹配的服务业经济模式。这就对接下来的改革推进提出了更大的要求。
 
    接下来打破国企垄断、真正释放效率、发展服务业，不仅可以解决就业压力，还可以减轻经济对于投资的依赖，进而降低债务杠杆率。至于放开计划生育和延迟退休等政策措施，难以在短时间内起到成效，将需要长期规划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