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的教训给后发国家提供了难得经验：在建立工会的同时，完全可以直接进入劳资均衡、合情合理的劳工立法，建立独立的仲裁机构制约劳资双方，以避免先发国家曾经有过的劳工悲惨状况，也尽量跳过劳资血腥冲突阶段。2011年2月，美国威斯康星州议会大楼被民主党支持者们团团围住，他们不仅抗议，据新闻报道，他们还参与掩护民主党参议员离开大楼到外面隐藏。风波扩散到各地，连奥巴马总统都被惹出来表了态。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威州新州长沃尔克（Scott Walker）惹的祸。去年选州长，前任弃选，经一番较量，桂冠落在了共和党的沃尔克头上，成了去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变天”成果之一。显然这里的民众知道自己在选择什么。沃尔克上任前，就已经几度因其党派立场鲜明，成为新闻焦点。他一上任，就以州政府财政赤字为由，提出了州工会法修订案：要求政府雇员为健保支付工资的12.5%、为养老金支付5.8%；薪金增长要超过消费品物价指数的涨幅，必须由州议会批准；取消州政府雇员工会的集体谈判权。

      州议会众院已在一片抗议声中通过了修订案，就等参院表决。该州共和、民主两党参员比例是十九比十四，这是个以党派观点两分的提案，按说没有什么挣扎空间。可是民主党议员立即发现一个简单方法：州法律规定，必须有二十名议员出席，方可启动表决程序，现在，他们全部逃掉，议会就缺一名议员而无法投票。于是，十四名民主党议员聪明地跑到邻州，超越了本州警察“拿”他们回来上班的执法权限。大厅里少一人，投票只好僵在那里。当然，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议员又不是难民，早晚要回来履行职责。这是拖延，也是政治宣传的权宜之计。

      那么，远距离的观众一定会好奇，州政府也是政府，凭什么干预工会呢？这其实是个极为特别的案例：此修正案只涉及“州政府雇员的工会”，这个修正案并不涉及政府雇员外的一般私营企业雇员，不涉及一般劳资关系。
就是说，州长领导州政府行政分支，相当于CEO，代表着一个变相“资方”，在和自己的雇员代表，即政府雇员工会对决。而CEO的后台“资方”不是别人，正是州议会所代表的纳税大众，大众才是真正的老板。正因为如此，美国历史上曾经一直不认为政府雇员是应该有工会的，政府雇员的工会组织权，还是1962年肯尼迪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才得到确认的。但是，并没有赋予他们罢工权。

      这个案例的通俗版是：现在，州政府赤字高达三十六亿美元，弄不好要破产，广大人民群众急了，决定选个厉害点的CEO来整治一下，这个CEO上来一看很生气，手下政府雇员不但福利样样超过私营企业，薪水都高出30%。于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宣布先拿政府开刀，先限制一万七千五百名政府雇员的薪水，先对政府雇员代表（工会）限权，不准来吵着说要加薪加福利。所以有点可笑，这个劳“资”纠纷，算起来居然是个廉政措施。这个修正案通过，也不会让人感觉太奇怪。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冲突的呢？冲突也很自然。一方面，政府雇员自我感觉也是劳动者，凭什么因为雇主特殊，自己就要失去别人所拥有的权利？另外，是有关福利的普遍规律，没人会嫌自己工资太高福利太好；工资福利异常增长，超越平均水平，反应总是暗暗窃喜，不会觉得不合理。可是，轮到要减，非抗争不可。这是法国这样的高福利国家去年酿成大规模骚乱的原因。矛盾冲突甚至还在奥巴马总统身上汇集，一方面，他和白宫发言人都在这一事件中支持威州工会，另一方面，在联邦政府他就是那个CEO，相当于沃尔克在威州的位置，所以，他也刚刚在联邦财政预算中提出，要冻结联邦雇员两年的工资，当然，也引发了工会的不满和抗议。
 

      就普遍意义的工会来说，两个世纪以来，工会是产业大军的代表。所以，工会权利是如此敏感，涉及工会，都是敏感议题。这一次，是第一次有州立法涉及取消政府雇员工会的谈判权，自然会有人提出，这个特例是不是会成为一个突破口，会不会打破劳资权利的平衡？ 至于赤字怎么办？马上有人提出另一端的解决方案：“固定开支，税收富人。”这就是复杂的劳资关系，它以具体操作调节的动态平衡。这在美国劳工立法过程中最能体现。威州议题其实是个特例，而印第安纳州最近的立法争端，更具象征意义。

      印第安纳州的议员也跑了

      与威州议员“逃跑”差不多同时，印第安纳州的民主党议员也跑了。起因也是和工会有关的立法，但又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逃跑是抗避印州议会对《工作权利法》（Right-to-work）的立法提案。这是涉及本州全体雇员的立法。
      说起来有点绕的，所谓《工作权利法案》，是依托在联邦《劳资关系法》，也称为《塔夫托－哈特莱法》（TAFT-HARTLEY ACT）之下的一个州法律。《劳资关系法》规定，假如某州通过了《工作权利法》，那么这个州的工会就不能再要求雇主签“工会工厂”合约。而所谓“工会工厂”，就是一个老板的企业，变得像是工会开的厂子一样，所有雇工都必须缴纳会费成为工会会员，否则不能被老板雇用。这个立法名称，就是指在《工作权利法》之下，一个工人假如选择不参加工会，也有“工作权利”的意思。它的产生是美国历史长期劳资关系调整、以求动态平衡的结果。
      话还要从头说起。
      自现代工业革命以来，两三百年，劳资关系永远是现代国家的最基本敏感点。在新兴工业国家，资方都在最初占绝对优势，劳方都是分散而弱小。举个极端例子，在工业革命的鼻祖英国，一开始资方为了压低成本，曾经把工资压了又压，在英国的博尔顿织工，1795年的平均周薪是三十三先令；二十年后的1815年，减为十四先令；到1829年到1834年间，竟然只剩下净收入四先令多一点。所以，当时的英国纺织厂大量招收妇女儿童，有时占到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图的就是廉价、不容易闹事。直到发展出工会，分散弱小的劳工才突然强大起来。中文所称“工会”一词，在英语中，就是“联合”。这次威斯康星州抗议者打出标语：“联合起来，我们谈判；分散开来，我们要饭。”虽然他们的争端是个特例，可是，这标语总结“劳工集体谈判权”，还是很经典。
      美国工业快速“起飞”，主要在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可工业发展在此之前就开始了。美国劳工工资相对比欧洲高很多，活路相对也多，最初的劳资冲突没有欧洲严重。美国很早就有了工会。一开始只是保护本行业的行会，随着工业发展，也开始演化成了现代工会，向业主提出保护自己的要求。作为先发社会，西方工业革命遇到很多“第一次”，例如，当时世界上就还没有发明出“几小时工作制”的概念，也没有限雇童工等等，因为工业雇用的习惯最初是延续以前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也没人想过必须有最低工资等等的法律规定，给多少钱、干几小时，理所当然是老板说了算。在美国，就连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的十小时工作制，还是在1834年，美国成立第一个全国总工会，作为国会议员的第一任总工会主席说服总统，才制定下来。
      1835年，新泽西州出现要求限时十一小时工作的童工罢工。当时，现代意义的罢工，也是新事物，合法还是非法，也曾经是个问题。一开始，在美国工会组织罢工不仅不合法，还把这种“有组织破坏生产”看作是“有组织犯罪”。
      可是，早在南北战争之前的1842年，马萨诸塞州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雷姆尔·萧，已经在“联邦诉亨特”一案中，作出了关于波士顿鞋业工会领导罢工的一个历史性裁决。法官依据“结社自由”，裁定工人有权组织工会，并且裁定，工会不能强迫工人罢工，却有权号召工人罢工。既然这次鞋业工会只是号召而不是强迫罢工，作为被告的工会组织者就是合法行为，应宣告其无罪。与欧洲相比，这极具美国特色，就是从一开始，就由独立中立的司法介入，根据宪法来给劳资冲突给出一个裁决。
      这个裁决下，美国工会力量大增，相比欧洲旧大陆，虽然工人运动不算风起云涌，但也是迅速强大。

      争的就是钱

      裁决是在1842年，涉及的罢工行为是1839年。有意思的是，波士顿鞋业工人工会的罢工原因，就和今天印第安纳州提议《工作权利法》的内容有关，罢工不是为改善工作条件，而是抗议业主破坏“工会工厂”，即雇用了非工会的工人。争议的要害就是作为工会经费的钱。
      虽然司法已经裁定工会和罢工都合法，可是罢工就是在拼钱。当时罢工还是工会的主要手段、甚至是唯一杀手锏。罢工能否坚持，关键就看工会能不能在罢工期间给工人发生活费。工会钱越多，能够坚持的时间越长，资方受不了长期停产损失，就可能妥协。会费是工会的一个重要财源。例如1892年卡内基钢铁公司工人罢工，当时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AA）就实力很强，积累了雄厚的运作资金，地方工会拥有十四万六千美元的积蓄。当时工人工资很低，工会的积蓄足以把罢工坚持得旷日持久。那场罢工坚持了一百四十三天。起因也是雇主要废除三年前签下的包括“工会工厂”在内的工会条约。 
      问题是，劳资双方显然是“成对”出现的，整垮了企业，劳工就没有饭碗，大企业垮台甚至会重创经济。如卡内基联合钢铁公司一家，其产量就曾经超过整个英国的钢产量。所以，在美国罢工越演越烈的情况下，美国衡平法院开始动用劳工禁制令：只要企业能够令法院相信，再继续停产就可能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衡平法院无需陪审团和听证，就有权立即签发有限（暂时）禁令。1894年铁路大罢工，最终导致全国多条线路瘫痪，克利夫兰总统束手无策，最后调动军队干预。司法部长申请到了法院禁制令，而领导罢工的工会头头德布斯收到禁令却不予理睬，法院判决德布斯为藐视法庭罪。在这个案例中，最高法院以全票一致通过，裁定下级法院的裁决是合法的。虽然罪名不大，德布斯只有六个月刑期，可是，这一判例使得企业对付罢工，获得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一时间，禁制令满天飞。 
      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以立法来达到保护劳工权益的目标。例如1898年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了犹他州的一项立法，确认从事繁重和有害健康工作的工人，拥有八小时工作制的权利。 

      劳工立法是左右平衡的天平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劳资双方仍在激烈博弈。1890年国会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资方不失时机地指称：工会要求每个雇员必须参加工会，是垄断劳力市场，引《反托拉斯法》作为限制“工会工厂”的依据，还在不少案子中胜诉。1914年，国会终于通过《克莱顿法案》，明确了垄断法的对象与劳力无关。天平又一次倾斜回来。
      1926年国会通过《铁路劳工法》规定，联邦法庭有权下令停止铁路罢工，1936年，该法令扩展到航空业。又是一种新的调节。 
      此后，尤其是经济危机时期，常常导致大规模罢工和暴力冲突。工厂中的工会地位仍然是“斗争焦点”。1935年，在罗斯福总统任上，由民主党参议员瓦格纳提案，国会通过了《国家劳工关系法》，也被称为《瓦格纳法》，成为美国劳工史上的最重要立法，它保障了工会组织权、工会集体谈判权，也保障了“工会工厂”：一个企业只要有一半以上工人投票赞同成立工会，该厂每个雇员就必须缴纳工会会费，也就是说，每个工人都必须是工会会员。天平向工会倾斜。1937年4月12日，在“国家劳工委员会诉琼斯－拉夫林钢铁公司”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裁决支持了《瓦格纳法》。产业工会士气大振，迅猛发展。在1940年代，美国几个大的产业工人工会，会员高达五十万。可是，工会上层掌握着巨大的财力和权力，导致一些工会走向黑道化，真的成了有组织犯罪集团。
      二战期间，除了少数工会领袖，大多数工会都遵守和政府间的协议，不在战时罢工，也就是在国家投入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不破坏生产”。论工人状况，由于战争的特殊需求，失业率异乎寻常地降到2%，工人平均工资比战前增加了一倍。但是，1945年二战刚刚结束，恢复和平常态的标志之一，就是当年10月，工会就开始大罢工、争福利。1945年年底，钢铁工人工会要求时薪十九点五美分，资方答应十五美分，杜鲁门总统出面协调，提出十八点五美分。最终，资方接受，工会不干。一美分之差，1946年刚开年的1月19日，全美超过一千家钢铁厂、八十万钢铁工人，就都不干活了。接着，矿业、铁路等等大行业、各行各业都要罢工，经济濒危。
      杜鲁门总统曾经感叹说：“劳资双方掌握的权力都过大了。我想，政府必须维护主权在民。”杜鲁门总统看到，工会掌控大权、操纵局面的往往是工会领导上层，工会并非等同于“民”。
      杜鲁门总统的看法，在1948年，纽约老《太阳报》连续刊出的系列调查《水边罪恶》中，得到验证。报道揭露码头工会拉帮结伙，谋财害命，大量盗窃货物，欺压戕害工人。报道不仅引发一系列司法调查、审理和定罪，还导致整个码头工会被美国劳联－产联开除。因此，还启动了美国国会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公开听证。它让大家看到，工会上层由于掌握大量资金，它完全可能异化到脱离工人的利益，甚至伤害全民利益。假如不严格监督规范，工会非常容易演变为有组织犯罪集团。
      劳资关系的平衡，对双方的立法监督和限制，都是必要的。而工会的过度要求拖垮大企业，也不乏实例。最近的例子，大概就是美国的三大汽车厂在几年前遭遇的危局了。工会要求的高薪水高福利，令美国汽车厂完全失去竞争力。
      二战后混乱的大罢工局面，最终导致相对保守的共和党在1946年参众两院的中期选举中获胜，并且立即推出了修正《瓦格纳法案》的《劳资关系法》，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塔夫托－哈特莱法》，劳资关系又出现一个新的平衡。
《塔夫托－哈特莱法》最主要的修正，是禁止“间接抵制”：假如一个工厂劳资冲突，罢工可以，但不能把相关企业都拖进来一起抵制；也禁止不相干企业相互声援的“间接罢工”；另外，就是前面提到的，对“工会工厂”作了一个折中，把决定权下放到州一级。由各州自己决定是否建立《工作权利法》以取消“工会工厂”，也就是由各州民众决定，是否由工会掌控以会员为前提的雇用权。迄今为止，美国已有二十二个州通过了《工作权利法》。不久前，也就在印第安纳州出现《工作权利法》提案，准备成为第二十三个《工作权利法》州的时候，该州民主党州议员全体出走。最后，该州议会的共和党议员宣布暂时放弃对《工作权利法》的表决。可是，争论还在继续中。
      今天，美国的工会盛景不再，一方面是制造业工人的人数锐减，另一方面是二战后六十年来劳工保护立法的一步步推进，使得以前需要依靠工会争取的权益，例如，工时的限制、最低工资的规定、少数族裔和残障者的劳动保障、妇女的同工同酬，等等，都可能在劳工立法中解决，也就避免了大罢工和暴力冲突造成的两败俱伤，省下大量社会成本。同时，在这样长期平衡的过程中，美国劳资双方的细微协调时时处处在进行。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型连锁店，资方仅仅靠生硬阻挡是不足以将工会挡出门外的，资方还必须作出许多努力，想方设法满足员工需求，才可能做到工会不进门。而美国现在的绝大多数私营企业，都已经没有工会。根据2008年的统计，只有7%的私营企业存在工会。它是美国劳资关系历史调节有效的见证。
      司法仲裁也已经成熟。2005年年底，纽约地铁工会因为提高福利谈判不成，不顾全市每天七百万人的交通问题，下令全市公交系统罢工。纽约公交系统雇员是政府雇员，平均工资福利均高于私营企业，最终由纽约法庭裁定其为非法罢工。判工会罢工一天罚款一百万美元，罢工者每天罚两天的工资，工会领导人入狱（很快释放）。该工会只有三百万美元积蓄，三天就撑不下去了。在这一事件中，由于工会显然不占理，市民普遍支持法庭裁决。
      所以，从历史看，所谓“先发国家”，都被迫支付巨大社会代价，经历两百年冲突摸索，才逐步建立劳资之间的社会平衡机制，建立一整套法律，才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他们的教训给后发国家提供了难得的经验：在建立工会的同时，完全可以直接进入劳资均衡、合情合理的劳工立法，建立独立的仲裁机构制约劳资双方，以避免先发国家曾经有过的劳工悲惨状况，也尽量跳过劳资血腥冲突阶段。然而，非常不可思议的是，不少“后发国家”，还是会重蹈他国负面的历史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