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永好到刘永行,刘家四兄弟中两人都曾位列是“中国首富”,如今四兄弟的身家加起来“已经达到1000 亿元”。四兄弟中,老大永言“从小就喜欢琢磨,爱写诗”;老二永行天生细致,“日后自然成为一个管理好手”;老三陈育新则是“兄弟中最受人牵挂的人”。性格外向的刘永好最善言辞,但他自己却说:“兄长们比我读书读得要好一些,和他们比,我笨一点。”有点笨的他爱读书,最近他刚刚把克林顿的《My life》又读了一遍。
清明时节,刘永好与三位哥哥刘永言、刘永行、陈育新(刘永美),相约在上海踏青。四个人走出去,齐刷刷的。“人家都羡慕我们,”他说笑起来像隔壁的一位邻居:“怎么刘家会有四个这样的儿子?”此时,这四位兄弟的身家,加起来“已经达到1000 亿元”(刘永好语)。
早在1995 年,《福布斯》杂志首次发布中国大陆富豪榜时,共有10 位中国民营企业家进入榜单,首富就是希望集团刘永好四兄弟,总资产为83 亿元。
十几年来,无论单打还是合纵,刘氏四兄弟旗下的公司,都呈现出节节上升的态势。即便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 年,刘永行依然位居大陆首富,而刘永好、刘永言等亦名列前茅。而自上世纪80 年代与之一起扬名的那些企业家们,除了鲁冠球,不少都不知所终。
刘永好曾经创下民营企业家中无数个第一:第一批走出国门的民营企业,第一批发起成立银行(民生银行)的民营企业。另外,他还是第一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个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民营企业家。
不过,在刘永好看来,最令他开心的却是些平常事。“大哥刘永言喜欢写诗。”一次,在自家兴建的酒店里,刘永好惊奇地发现刘永言的古诗和李白、苏东坡的条幅,出现在一起。“不消说,这是他自己挂上去的。”说到此,刘永好豪爽地大笑起来。而和三哥陈育新在一起,让刘永好乐不可支的是“出门化妆”。“最近,陈育新在云南办了一个花卉博览会,”他说:“我就和老三从头到脚拾掇了一下,还戴个墨镜,混在人群里,东看西看,颇为有趣。”
多年前,刘永好四兄弟“分家”的新闻,曾经是财经界的一颗“重磅炸弹”。多年之后,他用肯定和庆幸的语气说:“现在,我们四个人都很不错,不仅各自越来越好,而且关系也越来越融洽。”
“我是四兄弟中最笨的”
“要穿什么服装?”采访间隙,刘永好问摄影师。当对方还在犹豫的当口,他已经迅速地把西装和毛衣全部脱了下来。“我觉得衬衣最好。”他自言自语道。
刘永好的动作一向很快。他身边的人透露,“午餐他爱吃盒饭,而且总是吃得最快的。”即便是当年刘氏家族分割企业,刘永好也直言:“很快,我们兄妹5人只用了一晚上就分好了。”
四川新津县靠近岷江,刘大镛家一共有5 个儿女,分别是儿子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女儿刘永红。“小时候,家里很穷,我一天要做很多事情。”刘永好回忆道:“每天早上5 点,就去捡煤渣。然后去游泳,夏天要泡4个小时。”一天之中,刘永好最喜欢看的是“发大水”,“滚滚的波涛里,只要有木头,我们就扑通跳进去,捡上来带回家。”
那时,刘永好几兄弟经常游到河对面去摘桔子。“看守桔园的老人不高兴了,追过来,”他笑:“我们就一哄而散,赶紧游回来。上岸之后,发现桔子一个也没有了。”
其实,刘氏家族本是巴县(今重庆市沙坪坝区)的一个名门望族,只是到清朝末年逐渐衰败了。刘永好的父亲刘大镛自幼聪明好学,从小就在私塾为富家子弟做伴读。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刘大镛早年参加过地下党,但是“文革”时受到冲击,被迫在山上放羊。每天中午,刘永好都拿一个铝饭盒上山。“他吃一小半,我吃一大半。”刘永好说:“我很兴奋,到现在都记得和父亲在一起吃饭的情景。吃饱饭很重要,但能和父亲在一起更重要。”
那时,一家人的生计,对于母亲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刘永好从未见老太太皱过眉,“我母亲总是那么乐观,不怕困难。”说到这里,他的眼睛有点湿润:“她是一个小学老师,在黄埔军校护士班里学习过。”实际上,刘永好的母亲身体很差,很早就病退在家了。“所以,我家里是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了7个人。”
这种情形逼得刘家不得以把老三刘永美过继给了陈家,改名陈育新。但陈育新却显得像从未离开过刘家一样,后来兄弟四人开创的希望集团,以农业为主,而这正是陈育新的专业。“我们兄弟四个,只有他一人是学农业的。我大哥是学电子计算机的,老二是学数学的,我则是学机械的。”
刘永好兄弟四人,性格各异。“老大永言的头特别大,一般的帽子都戴不下,他从小就喜欢琢磨。”而老二永行,天生细致,“日后自然成为一个管理好手。”老三陈育新,因为从小离开了刘家,所以成了“兄弟中最受人牵挂的人”。汶川地震时,大哥刘永言在混乱中,首先拨通的就是三弟的电话。
性格外向的刘永好,是兄弟中最善言辞的一个。但他自己却说:“和他们比,我笨一点。”刘永好自觉“兄长们比我读书读得要好一些”。小时候,为了补贴家用,刘永好一有空就做家务,“比较能吃苦”。由于年纪最小,他所有的衣服都是“哥哥们穿过的”,所以他总笑言,“在20 岁以前,我基本上就没有鞋子。”
“不过,我穿过草凉鞋。”他愉快地回忆:“我还能编鞋。”一次,老友王石揶揄刘永好:“你不能总是一副赚钱机器的样子,你应该有自己的爱好和特长。”结果,刘永好当场就搬出自己诸多特长:“我会打毛衣、做爆米花,还会用布头做千巴衣。”据说,年少时刘永好做的千巴衣,还卖到了西藏,“做法就是把一条一条的布,熨直了,然后一针一线地连起来。”后来,他开玩笑:“不过,这些好像都是过时了的?”
事实上,性格活跃的刘永好,最大的特长是与人沟通。1982 年,当刘永好兄弟四人开始创业时,他们就按照各自的特长开始了分工。每当集团对外事务需要家族发言人时,最善言辞的刘永好就会出面,而公司的销售与市场这一块也归他管辖。“那时候,我有很多的发明,”他很兴奋:“最早就是我带领大家在农村家家户户的墙上,贴小报卖饲料;后来发现别人不乐意了,我就发明了贴门神,还编了好多顺口溜——比如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
多年来,刘永好有一个秘书班,“每天早上半小时之内,会把最重要的消息和新知识,整理出来给我看。”他自认这是父亲传给他们的习惯,“他总说学习是最重要的。”刘永好爱读书,最近他刚刚把克林顿的《My life》又读了一遍。
分家
大哥永言在四兄弟中,威望最高。“当年下海,也是他提议的。”刘永好说:“1982 年,他说我们养鹌鹑吧,事情就这样定了。”大概10 年过去后,又是刘永言提出了一项重大的建议——“分家”。不过,在正式场合,刘永好从来都不认可这个说法:“不是分家,而是规范产权制度。”
那时,在别的民营企业家对于产权制度还懵懵懂懂之时,刘家五兄妹却一致同意分家。“家族企业,上阵父子兵。创业很好,但是做大了,就要过分银子、论荣辱这一关,最终还是要隔江而治的。”
那次董事会完全在“绝密”状态中进行,只有刘氏兄妹五人参与决策。刘氏兄弟的“分家”,丝毫听不见吵闹,他们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平均划分资产。最终通过决议,从1995 年4 月13日开始,总部所有下属分公司的资金与资产全部冻结,不允许公司间流动,也不允许总部调拨。按照兄弟之间签署的协议,“各个片区禁止跨区域开拓,干部的互相流动必须得到双方的许可,董事会今后的开支不得在集团报销。”
从此之后,刘氏兄弟之间的产权,在一夜之间划分得清清楚楚:老大刘永言创立大陆希望公司,老二刘永行成立东方希望公司,老三陈育新( 刘永美)建立华西希望公司,而老四刘永好成立南方希望公司。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妹妹刘永红,也给了她一部分股份。这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史上颇为完美的“亲兄弟、明算账”。
“不过,我们兄弟四人还是经常在一起聚会”,刘永好谈起“分家”后的日子说:“因为大家喜欢相互指点一下各自的业务。”他们还在四川老家给父母兴建了塑像。每年元旦,兄弟四人都会到父母塑像面前,“汇报这一年我们做了什么,下一年还要做什么。”
“分家”之后,四兄弟的性格却在各自的“领地”里愈发鲜明。老大刘永言根本不给自己设办公室,只要一进公司,他就会一头扎进实验室或者研究室;大陆希望公司里有一个休息室,但是没有董事长办公室,一般员工在吃饭的时候,都能在食堂见到刘永言。
“他很厉害,”刘永好很佩服这个大哥:“他拥有的专利就有100 多项。”2003 年,刘永言更是获得了“华人诺贝尔奖”——全球华人“杰出企业领袖奖”。“其实,希望一创业,就搞软件和养殖,靠两机( 鸡) 起家。但当时,因为盗版而停止了在软件方面的投入。时隔10 年,它终于又回来了。”刘永好说。
事实上,四兄弟中,和刘永好搭档最好的当属二哥刘永行。1993 年,兄弟俩曾经仅用了7 天的时间,便横跨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签下建立4 个饲料场的协议。这一年他们共建立起10 家饲料场,家家盈利。刘永行对农业的热爱,堪比刘永好。年轻时为了卖掉鸡苗,刘永行整天沿街叫卖,他甚至有一段时间出现了幻听,满耳都是唧唧喳喳的小鸡叫声。
那时的刘永好、刘永行很清醒:“这么巨大的市场,一开始正大集团忙于自己的战场,根本不和我们竞争,而主体国有企业也没有发展起来。我们自己当时就考虑了,10 年以后怎么办?”10 年了,虽然投资了银行、办过超市、涉足过房地产,刘永好依然坚持主打农业。“我不觉得我们有多了不起,”他说:“我们经历过高利润时代,当初饲料的利润高到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于是,主动压价。结果,就看到人们要排队28天才能买到货的局面。”
除了农业这一主业,刘永行还斥巨资进入到铝电一体化项目中,谋划打通氧化铝、氨基酸等产业链。
“ 有很多人说我傻,”他坦言:“听得最多的就是,房地产那么热,你要是全身投入的话,不是赚多了?”2007、2008 年房地产最火的时候。“大家都去拍地,100 万的土地拍到500 万,居然还被拿下来了,我觉得这些企业都快疯了。我们去拍过一次,一块地都没有拿下来,还是做农业让我感觉最愉悦。”刘永好也开起了玩笑:“王石和冯仑都是我的好朋友,可他们精神上也郁闷,外界老称他们为不法房产商。”
拉上比尔-盖茨做农业
2009 年,全球首富比尔-盖茨邀请中国首富刘永好去他家做客,一路同行的还有巴菲特。
在这次私人聚会中,比尔?盖茨和巴菲特都表示很关注中国。而当刘永好在公开场合发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民营企业的地位》的主题演讲时,他看见比尔?盖茨一直坐在台下的一个角落里,专心地记着笔记。
后来在游轮上,刘永好便对这位世界首富提出建议——加入中国新农村建设和农村扶贫事业。他告诉比尔?盖茨:“如果能为占全球10% 的人口带来改变,这将是多大的成就?”对此,比尔?盖茨非常感兴趣。
事实上,刘永好有心打造的是世界顶级农牧企业。他常到美国参观,发现那里从事农业的基本上是中老年人:“美国农民的收入不低,只不过年轻人觉得农业很呆板,不是体面活,才纷纷进城。”但“人家规模很大,种的地都是三五千亩。”
再看中国,“农民普遍还是院子前面两只鸡,后面几亩地,卖几个小钱。”他说:“没钱就没法扩大规模,而农民借不到款就是因为没有担保物,我就设想建立一种小额贷款。”而刘永好说服比尔?盖茨介入的,正是与“小额贷款之父”尤努斯创办的“穷人的银行”很相似的担保机构。
说起办“草根银行”,刘永好特来劲。“我确实在向尤努斯学习,我现在已经注册了12 家农村担保公司。”他介绍道:“每家注册资金是1000 万到1200 万元之间。”不过,“草根银行”仅仅由新希望一家企业来做“担子太重”,刘永好说:“如果盖茨愿意参与中国农业发展担保机制,这将是个很好的消息。”
这件事情刘永好已经忙活了一整年,而比尔?盖茨提出的条件是——如果世行愿意给予20 年贷款融资,比尔?盖茨基金愿意无偿资助。“盖茨确实很聪明,”刘永好笑起来:“因为他知道,世行的审查是最严格的。”
除了资金,刘永好也期望借用比尔?盖茨的技术。“以前农民养鸡是爷爷咋说我咋养,现在应该是科学咋说我咋养,”他说:“我们大概有五六千名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活跃在农村第一线,但五六千人远远不够啊,我们对应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于是,刘永好决定,建农村电子科技商务网,随时给农民提供技术帮助。目前这个网站已经经过国家发改委专家的评审。
“网站建好后,农民养鸡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可以拍下病鸡照片传上网,在线专家马上回答,告诉他在什么时候用什么药。”如今,刘永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许多农民买不起电脑,也不会用。他准备专门在农村销售农民用得起的电脑,“这样才能算是真正帮农民。”
进退民生银行
2006 年,刘永好曾经在民生银行董事会选举中意外落马。有业内评价,这大概也是他现在建立“农村担保机构”的缘由之一。
在当时的民生银行董事会改选中,卢志强旗下泛海系斗法刘永好旗下新希望系,虽然泛海系从未掌控过民生银行,其股份也远少于刘永好,但卢志强通过联手东方集团张宏伟,成功地让身为第一大股东的刘永好在2006年止步于董事会,卢当选为董事会副董事长。
时隔32 个月之后,2009 年7 月,情况发生了戏剧性变化。那时,原本打算在H 股上市的民生银行受金融危机影响,无法实现H 股融资,只能面对股东进行定向增发。一直以农业为主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刘永好手握充沛现金,这些资金成为其进入民生银行董事会的重要筹码。
“ 做企业,就像是孤岛生存游戏吧。”刘永好承认。事实上,刘永好此前在金融业经历的波折,也是注脚之一。1993年,刘永好与41 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希望成立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投资的银行。这促成了两年后中国民生银行的成立。
1996 年1 月12 日, 中国民生银行在北京正式挂牌,经叔平任董事长,刘永好为副董事长。此后,刘永好用了一年时间,动用资金1.86 亿元,完成了对民生银行一些股份的收购,持股量达到1.38 亿股,成为占股比9.99%的第一大股东。与他同台竞争的是东方集团张宏伟、万向集团鲁冠球以及万通集团冯仑。
关于民生银行,还有一段趣话。当年刘氏兄弟创业的时候,银行连1000元都不肯贷给他们。于是有人戏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10 年之后,刘永好就要捣腾出一个民营银行和国有银行抢饭碗。当然,这只是说笑。
后来,刘永好去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跟世界500 强企业讨论时,有一位企业家给了刘永好一个忠告:一定要注意,银行的钱不好用,银行就是在你不缺钱的时候给你钱,在你最缺钱的时候使劲把你往崖下推的那个人。刘永好当时的感觉是“于我心有戚戚焉”。实际上,就连自己占大股的民生银行,刘永好也没有贷过一分钱。
即便刘永好一直表示农业是他的“根本”,但民生银行却一直源源不断地为他带来丰厚的利润,“你觉得自己是不是有失误?你或许应该在银行加大投资,因为农业的收益,毕竟相对比较慢?”面对记者直言,刘永好摇摇头:“这得看你的价值观了,那些做慈善的人,不是根本就没有回报么?人家为什么还坚持呢?”
“我母亲生前曾经和我们一起经过商,”刘永好最后讲了一个小故事:“整个青石街的人都认识她。”当时,刘永好兄弟四人到处跑销售,母亲就坐镇店里,刘氏家族的钱慢慢积攒了起来。“后来,家里富裕了,”刘永好说:“我们几个人,每个月都给她一笔钱。”等到母亲去世,刘永好清理遗产,发现了一个小本子,“原来,那些钱她一分都没有花,而是全部捐给了街道里的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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