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中国是去年全球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也是这一年全球经济一片灰暗之中的一个难得亮点。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为全球带来了极大的信心提振。”

　　对于2009年的中国经济，著名国际咨询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经济学家威廉姆·亚当姆斯(William Adams)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这也是许多国际机构和海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的普遍看法。

　　作为“09届国际经济”班中数一数二的“优等生”，中国通过实施果断有力的政策调整，成功地在艰难的2009年完成“保八”，这也让外界对中国经济今年乃至未来数年的增长更加信心十足。

　　然而，华丽的增长数据，并不能让我们有任何自满的理由。这是一场百年不遇的全球危机，为了应对危机，中国采取了很多可能带来“副作用”的非常规措施。随着世界经济重新回归正常化，中国经济亦面临着逐步“去危机化”的挑战。中国经济被金融危机所中断的结构调整重任，亟须重新启动。

　　在金融危机阴影笼罩的2009年，中国不负众望取得了“短跑”比赛的胜利，接下来就是要争取在更加关键的“长跑”中胜出。⊙记者 朱周良 ○编辑 衡道庆

　　中国几乎走对了每一步

　　很多人肯定注意到了近期的这样一则新闻，根据美国一家媒体监测机构的分析和统计，“中国经济崛起”成为过去10年间全球最引人关注的新闻事件，受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伊战、“9·11”恐怖袭击以及金融海啸。

　　美林证券全球研究经济学家陆挺表示，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举一动”都在牵动全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过去中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并不为人所知，现在却每每牵动国际市场的神经。

　　“最近我听到我们不少国际客户赞叹说，中国几乎走对了每一步(China almost did everything right)。”瑞士信贷经济学家陶冬坦言。他表示，在以往，很少会听到海外客户对中国经济有这么高的评价。

　　在全球经济深陷数十年来最严重衰退的不利环境下，中国经济在2009年第二季度率先转势，同比增长7.9%，为连续七个季度回落后的首次加速增长。2009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保持了7.7%的增速。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前不久公开表示，2009年全年中国经济实现“保八”毫无悬念。

　　美国知名经济研究机构IHS环球透视的执行董事托德·李(Todd C. Lee)感叹说，在极端艰难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经济2009年的表现“非常出色”，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一直高度依赖出口，而过去一年又是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出口萎缩最严重的一年。

　　“中国成功地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对于阻止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托德说，“如果不是中国如此快地逆转经济下滑的势头，那么全球投资人和放贷机构规避风险的意愿会持续更长时间，全球经济衰退也会更加严重。”

　　瑞士信贷经济学家陶冬则形象地将中国经济比作2009年世界经济中绝对是“优等生”。他指出，中国政府在应对这轮危机时，首先是反应快，第二采取措施果断，力度大，因此中国也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第一个走出衰退的国家。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指出，中国在这轮危机中推出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对全球GDP增长贡献了0.5个百分点。而在2009年，世界经济的总体增长仍是负数。渣打等机构更乐观地预计，中国经济2010年的增长有望重现两位数。

　　“相信中国2010年的GDP增长将不会低于8%，这将远远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伦敦卡斯商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赵怀南对记者说。赵怀南表示，中国经济2009年的表现，再次印证了政府在关键时刻对经济的驾驭能力。

　　汇丰中国区首席经济师屈宏斌也认为，从当前的整体经济形势来看，中国经济企稳走强的趋势已经明确。对于中国经济今年的前景，德意志银行认为，考虑到刺激政策的环比效应逐步减弱，中国经济的环比增长已开始减速，同比增长则由于基数效应会在2009年第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继续上扬，达到11%以上。但马骏认为，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会出现减速，到今年年底可能会降到百分之八点几。

　　今年最大挑战不是“增长”

　　“中国成功抵御住了全球严重衰退的顶头风，这对其他亚洲经济体来说是个好消息，对被危机摧残过的世界也是一大推动。”对中国经济有着长期关注的知名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罗奇说。但一向以“耿直”著称的罗奇也提醒说，现在还远远没有到中国可以自我陶醉的时候。

　　和罗奇一样常驻中国、对中国经济有着切身感受的托德指出，中国大力度的刺激措施，有效地帮助经济复苏。“但问题在于，到目前为止，这种增长还几乎是由单极推动的，即几乎全部来自投资的扩张，后者使得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严重。”而且，银行大量发放信贷给经济体系中注入的庞大流动性，也带来了对于资产价格泡沫的担忧，也为未来可能出现的不良贷款问题埋下祸根。

　　托德预言，随着内外部环境的改善，中国经济今年在全球很可能还是表现最好的一个。但中国在今年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是“如何在逐步撤出刺激措施的同时，避免让经济复苏急刹车，另外还要防止资产市场泡沫的产生”。

　　大摩的数据称，受到4万亿财政刺激推动，中国进一步扩大了本已超出控制的投资额，固定资产投资在2009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长中贡献率达95%。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失衡问题正在变得更糟”。

　　尽管外界继续看好中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但对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的调整则有实实在在的担忧。

　　“单纯的GDP数字增长只是表面现象，我们更加在乎的应该是GDP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这是中国今后与其他国家经济竞争的关键。”赵怀南说，“现在中国已经取得了短跑比赛的胜利，在更加关键的长跑中能否胜出，就看政府接下来如何引导和激活内需。”

　　亚当姆斯则认为，中国经济快于世界复苏的表象，可能会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中的增长可能会低于过去几年的水平。

　　“出口的持续疲软、占总体GDP相对比重较低的家庭消费以及严重的工业产能过剩，都可能严重拖累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增长。此外，2009年推动经济增长的高水平国有企业投资，很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中出现放缓。”亚当姆斯说，“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经济的复苏可能被证明比表面看上去更脆弱。”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在2010年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继续推动因为金融危机而被阻断的经济再平衡，或者说增长模式的转型。

　　过去两年，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采取的都是非常规的应急手段来防止本国经济大幅衰退。“但在完成‘保八’之后，中国应该迅速将焦点转移到增长模式上来。”赵怀南说。

　　在马骏看来，今年中国经济最大的挑战是通胀和资产泡沫，而不是增长。如果2009年的贷款增长速度控制在25%，而不是30%以上，应该是更合适的。

　　对于中国救市措施带来的“后遗症”，瑞士信贷的陶冬有着更朴实的理解。“也许消防员把火灭了，但水已经把房子淹了。如何把水抽掉，又不至于影响整体经济和金融的稳定，这是一个大的课题。”

　　资产泡沫

　　比通胀更值得警惕

　　和很多经济基本面相对更好的新兴经济体一样，中国同样因为国内外流动性的翻涌而面临资产价格泡沫以及更进一步的通胀问题。不过，多数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实体经济的通胀在2010年应该不会是大麻烦，更需要关注的是资产价格通胀。

　　汇丰的屈宏斌指出，如果不能从现在就开始给已经偏快的投资降温的话，中国今年存在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的风险，毕竟，在未来一年中，中国等新兴市场资本流入增加仍将是不变的趋势。汇丰认为，中国应当从削减新上马的地方政府基建项目入手来降低投资增速，同时增加对社会基础设施如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入，为未来消费的增长创造良好的基本条件。

　　托德则指出，尽管相比2007年，中国股市价值高估的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但要考虑到，2007年时的经济状况和前景展望比现在要好很多。“我们的最大担忧在于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任何时候，如果一个国家的银行在6个月的时间内将贷款额增加了相当于此前两年总额的水平，那么决策者肯定要提高警惕了，而这恰恰是中国在2009年上半年发生的情况。”

　　马骏则注意到，中国出现资产泡沫的风险在加大，尽管现在还没有出现全面资产泡沫的情况，因此必须及时应对。

　　从A股市场估价值来看，马骏认为，现在市场接近历史平均市盈率，但如果在几个月内再涨20%至30%，泡沫的成分“就比较明显了”，调整的压力也会明显变大；从地产市场来看，全国平均的可支付能力还算合理，但若干大城市的价格显然已经离谱了，有些大城市投资性需求达到40%，“一有风吹草动，这种需求可能随时消失”。

　　汇丰则预计，如果单从居民物价指数的角度来看，今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仍然温和，预计不会超过3%。

　　与流动性和通胀相对应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然是政策退出，尤其是货币政策。亚当姆斯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要跟随美联储的步伐，中国经济的复苏比美国的复苏要强很多，因此跟随美国的货币政策步伐会给中国创造更多的通胀空间，资产价格通胀尤其值得注意。

　　托德则认为，中国的货币紧缩政策事实上已经启动，尽管央行依然保持利率不变，但自2009年年中以来，贷款增长已大幅放缓。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到2010年，不排除同时会有几次加息。

　　屈宏斌则提出，目前市场普遍关注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多于其他方面。但在他看来，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确有必要逐渐恢复正常，但更应注意到，这一轮信贷超常投放的根源，在于财政刺激计划以及地方政府基建项目的大量上马，货币政策起到的更多是第二位的作用。鉴于此，他认为：“一旦经济出现增长超调或者过热的情况，对财政刺激计划中的投资项目尤其是地方政府项目进行调整应是更好的途径。”

　　对于财政政策，专家普遍认为，中国财政刺激的退出可能要到2011年。亚当姆斯等甚至认为，在今年上半年，随着经济增长很可能出现几个月的低迷，中国的政策刺激还可能进一步增强。

　　德意志银行则列出了预想中的中国政策“退出路线图”：2009年年底前，确定今年M2增长目标为18%左右，意味新增贷款在7.5万亿元左右；今年年初，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今年3月份，确定今年财政赤字控制在2009年水平；几个月后，首次提高存款准备金；今年3、4月前后，人民币开始恢复弹性；今年二季度起，提高基准利率；今年年初开始，对部分银行实行动态拨备，逐步推广到更多的银行。

　　人民币今年可能小幅升值

　　因为要忙于应对国内金融危机，西方关于中国汇率问题的喧嚣在去年3月份之前一度销声匿迹；不过，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也相继走出衰退，一些别有用心者也重新开始把人民币拿出来说事，并以此为由大打贸易保护牌。

　　来自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9年1月1日至11月3日，全球已有19个国家或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101起贸易相关调查，涉案总额超过116.8亿美元。中国已经连续15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这也是自2002年以来，中国年度遭受贸易调查首次突破100起大关。

　　另一方面，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促使国际热钱大肆单边押注人民币走高，由此也进一步加重了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

　　“欧元之父”、诺奖得主蒙代尔日前在接受上海证券报专访时强调，他并不建议中国让人民币升值，因为自1994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已升值了20%左右。

　　当然，“中国不能说：我们不会调整汇率，也不会调整政策。中国应该调整政策，来降低过高的顺差。如果不这样，那么最终可能遭到其他国家的‘围攻’。”蒙代尔说。

　　蒙代尔认为，中国可以在保持汇率稳定同时采取的调整措施包括：刺激消费，提高工资水平，让老百姓有更多钱用于开支；另一方面，当局可以采取较为宽松的信贷政策，让更多的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而不是一味的储蓄。

　　亚当姆斯则认为，在2011年前，中国不大可能对人民币汇率机制作出重大调整。但他也注意到，中国的决策者在汇率方面的提法似乎有所微调，更多的时候，中国官员都在同时谈到现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好处和成本：现行机制使得保持国内经济环境稳定的难度加大，同时也使得中国日益暴露在外汇储备缩水的巨大风险之下。“这看起来是在发出一个信号，即未来汇率政策可能出现一些调整。”

　　托德亦注意到了官方对于现行汇率机制实施成本的关切。但他认为，在处理汇率问题上，中国会采取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处理方式，即首要关注防止失业率上升。当然，在出口复苏的初步阶段，同时也考虑到热钱的虎视眈眈，人民币即便升值也只可能是缓慢而渐进的。

　　屈宏斌建议，人民币表现出来的“盯住美元”的状态，可以在今年出口止跌企稳并开始回暖之后开始调整。但幅度不一定要像2007至2008年期间年均7%至8%的水平，而应主要根据出口恢复的力度和速度来决定，未来几年以每年3%至5%的幅度升值为宜。

　　“小步渐进升值，将有助于推动国外企业在与中国贸易结算时更多从美元转入人民币，这也将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一长期战略性进程。”屈宏斌说。

　　德意志银行的马骏也持类似观点。他预计，今年二季度，中国出口的同比增速预计将达到15%以上，届时人民币可能开始一定程度的升值。马骏认为，这样的发展也可以帮助部分抑制输入性通胀。

　　经济转型面临宝贵机会窗口

　　毋庸置疑，这轮危机让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迫切性显得更加突出，而如何将拉动内需的工作做到实处并取得更好成效，显然是接下来一年乃至更长时间中国需要着重解决的课题。

　　罗奇认为，中国经济解决失衡问题只有一种办法，也就是“期待已久的侧重消费的再平衡之路”。对中国来说，最关键的是解决储蓄过剩问题，尤其要加大对社保、个人养老金、医保以及失业保险等社会安全网的投资。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鼓励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鼓励发展更有活力的消费。对农村家庭收入的支持、以及发展适合国内消费者的产品和服务，也是亲消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外从事教学和研究多年的赵怀南感言，扩大内需虽已是老生常谈，但内需薄弱这一问题却始终无法得以解决。但眼下，“中国正面对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窗口”。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发达国家的需求将会持续低迷，在这一外力的推动下，寻求出口之外的增长点将更趋紧迫。同时在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相继退出后，政府主导的投资这驾马车也将缓行，唯有扩大内需才是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针对提振内需，托德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建议。他认为，中国在内需层面，国有部门的投资显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逆转民间部门过高的储蓄率。因此他建议，通过实施更大力度的银行体系改革，比如让几大国有商业银行部分引入民间资本，可能有助于提振民间需求。“这会帮助改变国有企业‘垄断’银行信贷的状况。”

　　按照一般的理解，拉动内需首先肯定是政府的事，但在亚当姆斯看来，企业也需要积极加入到这一进程之中。他指出，尽管中国面临重大的挑战，但中国经济仍将是今年乃至更长时间里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企业盈利增长的最大机会，将是在中国国内。”

　　为此，亚当姆斯建议，中国的企业接下来应该重新调整营销和供应链，使其向更侧重国内市场的方向转变，这将是一个艰难而耗时的任务。“中国企业应该开始应对这种新的挑战，因为旧有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机会已经一去不返。”

　　除了上述因素，平抑高房价也被视为拉动内需的一大要素。赵怀南指出，房价越高，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就越低，消费就越弱；另一方面，房价越高，投资中的投机活动及就此引起的资源错配也越严重。房价越高，未来经济中潜在的风险也越大。“从长远看，眼下的高房价绝非益事，平抑房价是正确引导投资和扩大内需的重要一环。”

　　对于已较为平稳地驶过艰难2009年的中国经济而言，前方的航程尽管少了大风大浪，但仍可能不时遭遇暗流和漩涡，未来的一年并不会一帆风顺。

　　“常言说，伟大的公司在强盛和成功之后，都会重塑自身。对伟大的经济体来说也是如此，这次危机恰恰唤醒了中国去重塑自身。”罗奇在一份最新报告中总结说，“我很乐观，中国将抓住这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