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从来就是掌柜。
但是,一样的老板,命运却迥然不同。
当王均瑶累死在工作岗位上时,年轻的企业家罗红却纵马云游,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当很多企业家还沉醉在唯我独尊的遐想中时,施振荣却早已撒手,进行了自我放逐,泛宏基系则开始天下三分,王中生王。
当很多企业都停留在对于创业英雄的狂热崇拜时,黄鸣却经常不见人影,更有些企业在老板已身陷牢狱之灾时,依然谈笑凯歌——
在这个时代里,已经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甩手掌柜”,他们潇洒的身影,似乎印证了一位先贤的古训:无为,则无不为。
“后老板时代”已经悄然降临。
从英雄时代到群氓时代
天不生此人,万古如长夜?
一个企业兴起之后,企业家往往被看作“五百年而兴”的王者。不仅是他自己相信有天命在身,企业内部员工,也会将其视作传奇英雄,进而产生精神上依赖和权威上的习惯性服从。“太阳”既出,则驱星扫月,独布德泽于江海,形成狂热的英雄崇拜。
如果一家企业失去了自己的创业英雄,又该如何?
2004年冬,创维老板黄宏生因涉嫌造假账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创维就此失去了“老板”。
哲人其萎,其无后乎?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失去黄宏生的创维将走向衰落。但是,人们猜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到结局。2004年至2006年,创维的业绩直线上升,在黄宏生缺位的时期,创维不但没有陷进泥沼,反高歌猛进,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创造了没有老板的奇迹?
也许,从局中人的黄宏生身上,才能够找到最接近的真相。2006年秋,身在香港赤柱监狱的黄宏生给创维的员工写了一封信,信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亲爱的同事们,创维如今进入了一个‘后老板’时代,一个由现代企业家团队引领的巨型组织前进的时代。这是我一直以来所期盼的,在全球企业发展的长河中,很多世界级的公司已成功地代代相传,给予了我们以光明的前景”。当黄宏生不得不甩手的时候,创维“看守内阁”和职业经理人群体,赫然已成擎天之柱。
再来看看那些永不放弃的企业家。对于创业英雄的依赖和英雄的局限成为企业的局限,过往的权威成为巨大的惯性,使企业领袖的缺陷乃至失误无法得到纠正,导致很多企业兴亡悠忽。巨人之兴,史玉柱的远见与才干居功至伟,而当史玉柱陷入疯狂的时候,也没有人可以影响和制约他,只能看着巨人倒塌,令人扼腕叹息。
商业社会已经用血的代价,证明了一条铁律:一个强大的团队,远比独立巅峰的创业英雄更为强大和重要。所谓的企业家缺位将造成“万古如长夜”只是一种假象,甚至,事实正与此相反: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从利益共享到制度共和
《走向共和》曾经在国内风靡一时,表现出了传统社会对于现代文明的深刻回应。在企业领域,走向共和也逐步成为一种潮流。
商业社会数百年的发展,使企业的财富越来越社会化,同时,一些富有远见的企业,已致力于实现企业内部利益共享。2007年的世界打工皇帝伊拉尼,其年薪达4亿美元之巨,足以抵得上一个中型企业。张近东号称要造1000个千万富翁,今年5月股市高峰期,苏宁的一位女性股东即套现6亿余巨资;在蒙牛,“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理念深入人心;一向以分权著称的TCL,更是造就了众多富翁,连恍如过客的吴士宏,也挥一挥手,带走一张上亿元的支票。
利益的分享更像是所有权的“共和”,影响更为深远的企业革命,还在于作为企业经营权的逐步分散,出现了治权的共和。
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示了社会通行规则在企业领域的普世力量。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集权主义的衰落与多元主义的勃兴,已成为趋势,正如著名社会学家托夫勒在其《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所说,未来权力不仅将从暴力到资本,从资本到知识横向转移,更将从金字塔顶端向底端纵向转移。
同时,互联网勃兴的时代,人性解放风潮日高,追求个人实现已经成为现代商业社会的普遍潮流。在阿里巴巴,员工的“艺术照”招摇在办公桌、走廊,甚至是会议室,公然抢夺了“红头文件”的空间;在户外活动中,商界传媒的员工组织了诸如“战狼队”,“猎豹队”,“红军队”等,非正式团体,稀释了企业的中心作用,员工个人实现的舞台已远远超越企业的疆域;MSN的私秘空间,使企业对员工的控制日益削弱,以控制为主导的管理模式已步入黄昏——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甩手掌柜的出现,正是这样一个伟大商业时代变革的缩影。企业治权的共和,正是人性解放与自我实现意识日益勃兴的时代背景下,商业组织做出的积极回应。商业对于社会领域的普世价值趋于大同,汩汩细流,归于滔滔江海。
穿越“帝国时代”
人类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帝国时代,江河横溢,英雄与独夫共沉浮。
企业治理权的共和,本质就是人生舞台的共享,以及企业人员普遍的自我实现。很多企业之所以做不大,追根溯源,就在于无法穿越帝国时代,也无法改良独夫的基因。
将企业看作王国的思想,在中外企业家中普遍存在。既是帝王,则神器不可轻易示人,老板绝不轻易出让企业的治权,去当“甩手掌柜”。相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人服从自己的意志才有帝王般的权力快感。
人性中对于权力的贪欲,使很多企业家无法与内部强人共享人生舞台,更遑论“甩手”了,相反,一有人功高才大,即刻紧张起来,必欲除之而后快,最后演变成无数“功高震主”的荒谬悲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企业最强大的对手,总是在企业内部沉睡。伊利最大的对手,赫然就是曾经被郑俊怀逼走的牛根生。
事实上,现代商业组织,早已超越了帝国时代的国家组织。企业产权的法律保护,使企业中不存在被“篡权”的可能,甩手并无失控之忧,更为深刻的变化是,企业跟王国不同,处于完全开放的竞争体系中,能否为企业带来价值,永远是衡量一个人的最终标准。只会井中称王,往往是尔曹身已灭,江河万古流。
穿越帝国时代,走出控制重于发展的固有模式,才能在企业内部满足普遍的自我实现,从而走向企业治权的共和。
当年施振荣的放手,导致宏基天下三分,王不见王,但是,却形成了小基丛生,龙行天下的恢弘气象;李东生虽然在《鹰的重生》中隐晦地反省诸侯文化,不过,TCL早期的兴盛正是得益于其类似诸侯分立的有效放权;王石则将担子甩给郁亮,从此遨游于天地。
曾经历过牢狱之灾的孙大午,更是将企业共和变成一种刚性的企业制度。2004年,孙大午开始推行企业的“君主立宪”,将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进行分离,从制度上将企业家的甩手进程推进了一大步。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伟大的企业家也只是先行者。
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商业社会的进化,将使企业家群体穿越帝国时代,走向企业共和。突破创业英雄与独夫混合的双重角色,成为“甩手掌柜”,是企业家在新的商业时代中的明智选择。“后老板时代”正如躁动的朝阳,在海天之间喷薄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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