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认定难,最难的就是无法证明劳动关系。”杭州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谭牡频说。在杭州市总工会的法律志愿服务总队里,因为搬运啤酒被炸伤左眼的湖南农民毛生平就遭遇到了这个难题:没有劳动合同,无法证明劳动关系,向用人单位的索赔就更无从谈起。
物流公司和啤酒厂来回“踢皮球”
去年6月29日,毛生平经人介绍,来到位于杭州市郊的一家物流公司当搬运工。然而仅仅7天之后,在一次搬运啤酒的过程中,他的左眼被爆裂的啤酒瓶炸伤。他被送到医院实施了视网膜缝补手术,这时物流公司的经理送来了1500多元现金,并安慰毛生平:我们会负责的,你放心。
由于伤势严重,毛生平的眼睛并未立刻好转。医生说,要尽快再动手术。于是,毛生平只好来到物流公司,但公司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物流公司的经理说,你为什么老来找我,酒瓶爆炸是啤酒厂的责任,你应该去找啤酒厂。
物流公司找来一位律师,和毛生平一起去了啤酒厂,可啤酒厂说,你不是我们的员工,也不是消费者,你凭什么来找我?律师说,是啤酒厂的酒瓶爆炸伤人,啤酒厂当然有责任。啤酒厂说,那么你们就去鉴定啤酒瓶,如果鉴定出来是你们搬运不当,我们可不负责任……
在物流公司和啤酒厂的这场“踢皮球”游戏中,毛生平的心也渐渐凉了下来:他听说鉴定啤酒瓶非常麻烦,要花一万多元钱把瓶送到上海,结果怎样也是个未知数。
毛生平去劳动部门投诉,可是他拿不出劳动合同,无法证明劳动关系,工伤索赔成了没有对象的案件。
提供证言的工友都无法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
7月的杭州,太阳火辣辣的。毛生平用手扶着不断流脓的眼睛,在一个陌生的大城市里四处求助。经过一番周折,他来到了杭州市总工会法律志愿服务总队。虽然法律服务总队通过各种手段筹集了一些经费,保住了毛生平的眼睛,但他们仍然面临着如何认定劳动关系的困惑。
法律服务总队认为,工伤事故发生后,物流公司如果以银行转账的方式为毛生平支付医药费,那就能作为证据,但出人意料的是,物流公司提供的现金是由公司经理以个人名义送来的。
寻找劳动关系证据的办法当然还没有穷尽。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去年5月发布的通知,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可以参照单位的花名册、招工登记表等来认定双方的劳动关系。可是因为工作才短短7天,毛生平没有领过工资,没有工资卡,没有工作证、服务证、考勤卡,甚至没有工作服,只有公司发给搬运工的一双手套和一顶草帽,案件陷入了僵局。
这时,与毛生平一起工作的3名工友表示同意为毛生平作证,一位工友在证言中提供了毛生平去物流公司上班报到的情况,另一位工友则证明毛生平在工作时,被啤酒瓶炸伤眼睛的过程。然而,这几份宝贵的证言自身却遭遇到了莫大的讽刺:这几位工友自己也没有劳动合同,他们都无法证明自己与物流公司的劳动关系。
纠纷可能拖半年,而且还只是确认劳动关系
去年8月15日,在毛生平受伤40多天之后,杭州市总工会法律志愿服务总队受他的委托,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部门提出申诉,申诉请求的事项是:确认毛生平与物流公司的劳动关系。
然而,这次申诉提交的只是一些间接证据,如工友的证言、啤酒经销店老板描述的事故经过、法律服务总队工作人员与物流公司的电话录音,以及物流公司提交给啤酒厂关于毛生平受伤的调查报告等等。但法律服务总队里的志愿者承认,这些证据都是旁证,证明力不强。
就在毛生平提起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之后,物流公司突然提出,公司曾与一个名叫钱社贵的无业人员签订合同,请钱社贵“组织”装卸人员,而“装卸人员的薪资及劳务关系及操作过程中发生事故”都由钱社贵承担。物流公司还向仲裁委提交了一份与钱社贵的书面合同。
虽然与钱社贵素未谋面,但毛生平和法律服务总队还是感受到了这场纠纷的困难。在仲裁的调解过程中,法律服务总队代表毛生平提出了条件:物流公司再支付余下的一万元医疗费,赔偿2万元的精神损失费。由物流公司向啤酒厂索赔,如果成功,物流公司扣除前后共1.5万元的医疗费和2万元的精神损失费后,将其他赔偿金交给毛生平。
在物流公司明确表示不接受这一条件后,仲裁部门作出裁决,确认毛生平与物流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但出人意料的是,物流公司随即又将毛生平推上了被告席,要求法院确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并且又提出,毛生平是由一个名叫黄新亮的人雇佣而来,毛生平不接受物流公司的管理,因此双方也不存在劳动关系。
法律服务总队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物流公司曾暗示,如果一审法院继续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那么他们还将上诉,提起二审。法律服务总队的王进军给记者算了算,这场纠纷已上了法院,一审、二审最快也要4个月时间,如果有特殊情况,两次诉讼就得持续半年多,而这还仅仅是在确认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如果要提起索赔,道路还长得很。
现在,毛生平的左眼几乎失去了视力,医生警告他,不能干重体力活,否则经过修复的视网膜有可能脱落。他现在盼着能拿到赔偿,回家做点小生意,平平安安地度过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