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节：警惕重蹈日本的覆辙

警惕重蹈日本的覆辙
日本的例子可为前车之鉴。20世纪70年代日本面临着和中国当前非常相似的局面，在持续20多年10%的高增长之后，日本也面临着内外部失衡的问题，由于没有处理好这些失衡，日本经济在此后的20多年增长率一落而至3%，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然后是长达10年的经济低迷。日本政治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很多是在其高速增长期间出现的。日本式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段时期内是成功的，日本经济以平均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是，过去的成功经验在今天却成了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桎梏。
日本的经济体系可以分为两大领域，一方面是面向出口的相关企业，包括生产小轿车、家用电器、机械以及钢铁等出口产品的企业，如著名的索尼公司、丰田公司等等。这些企业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提高了竞争力，具有很高的生产效率。据美国一家资产评估公司估测，这些企业的生产率是美国高生产率企业的120%。但是，出口相关企业的经济规模只占GDP的15%，吸收就业人数只占总劳动力的10%。经济领域的另一方面是面向国内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如服装制造业、食品加工业、流通行业、医疗服务业、建筑业等等。日本政府对这部分企业的管制相当严格，同时也给予了大量的补贴。面向国内市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经济规模占到日本GDP的85%，雇佣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90%。由于受到政府的过度保护，这部分企业的生产效率极为低下，只有美国同类企业的2/3左右，不具备国际竞争力。
像索尼、丰田这样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在国际评级中高于日本金融机构的级别，可以以更低的利率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无须从日本的银行贷款。银行的大部分资金贷给了国内的服务业和制造业，如流通业、建筑业等。这些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是造成银行不良债权问题的根本原因。从1996年末，日本开始了金融体制的改革。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管制非常严格，1996年开始的改革则主要从放松管制的角度出发，对银行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允许新的银行成立。但是，由于企业改革滞后于金融改革，使得金融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经济结构的扭曲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利益集团却一直从中作梗，阻碍日本政府采取雷厉风行的改革措施。
自由民主党是日本最大的政党，从1955年至今除一年落选之外，始终是执政党。由于存在这样一个长期执政、力量强大的政党，政治方面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党内决定的。自民党内部权力是高度分散的，虽然自民党总裁、干事长和政治调查会会长被称为三巨头，但他们也没有权力决定党内的重大政治决策。党内每一位有实力的议员都拥有很大的权力。自民党内部成立了许多部会，即委员会，每位议员都归属于一个委员会。在部会中并不总是实行多数同意制度，只要有某一位有实力的议员提出反对意见就足以使得某项重大决策夭折。
政府与国会议员相比，后者力量更强。政府希望改革，但改革会触动某一部分人的利益。由于日本政治的双重结构，有实力的国会议员对改革方案总是具有否决权。当改革涉及到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时，这部分人就会成为改革的阻力。从这次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次中日贸易摩擦实际上就是农业省的个别议员一手挑起的。政府与国民都清楚这将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损失，并希望撤销这些措施。但撤销须经国会同意，而许多国会议员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撤销，所以这一问题在很长时间内得不到解决。
目前，日本的农业是受保护程度最高的部门之一。这种对农业的过度保护实际上就源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日本还是一个农业国家，从事农业、水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到总就业人口的40%，城乡差别问题极为突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城市中与出口相关的大企业发展迅速，农村与乡镇则落后许多。为缩小城乡差别，在田中角荣的号召下，政府开始实行农业补贴的政策。具体措施包括：参照城市人口的收入来确定农产品的价格；在农村进行大量的公共设施建设，即所谓的“列岛改造论”。应该说，这些措施在当时是相当成功的，在高速增长时期，由于采取了对农业的保护，有效地避免了较大的社会动荡，保护了农村的利益。时至今日，被政府过度保护的农业已经成为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不利因素。财政对农村的大量投资，不仅造成了财政的巨额赤字，同时造成了公共设施的重复建设和低效率。
没有危机意识恐怕是日本迟迟没有推行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原因。经历了高速增长阶段之后，日本的经济规模已非常庞大，国民实际生活水平比欧美国家还要高。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尽管日本经济经历了长时期的不景气，但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却一直在提高。按照官方的统计，日本年均人均GDP仍有5%的增长，但是考虑到通货紧缩因素，比如个人电脑、手机等消费品的实际价格不断下降，据估计，日本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将近20%左右。在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成形的雇佣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和大规模政府公共开支使得经济增长的收益主要向个人倾斜，而政府和企业则承担了主要的成本。1990年，日本的财政状况在西方七国中是最好的，目前却是最差的，累计债务余额已达到GDP的140%。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的劳动分配率在50%~55%，现在则达到了70%，企业削减了利润来支付工资。但是，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况非常不好。个别企业开始调低工资，今后有可能进一步削减工资。通过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国家和企业财富来保障个人收入水平，这种状况不会永久维持下去。

第40节：为自己的人民投资(1)

为自己的人民投资
由于城市化加速发展、制造业升级换代、进一步融入国际分工，中国经济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低迷之后，驶上了风驰电掣的高速路。城市化、工业化和国际化这三大支柱仍然将支持中国经济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实现高速增长。但是，狂飙突进的经济增长却伴随着内外部的失衡。从内部失衡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着储蓄过度、消费不足和投资低效的问题。从外部失衡来看，中国的国际收支表现为特有的“双顺差”：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同时出现了居高不下的顺差，这带来了外汇储备的被动增长和挥之不去的升值压力。
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居民的高储蓄主要是由于对未来感到不确定而增加的预防性储蓄。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甩出了大量的失业工人，农村的年轻人到了城市之后得不到失业和健康保险，老龄化社会如同黑云已经出现在天际，不断提高的健康和教育支出增加了家庭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变化都给人们带来了不安全感。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可以降低风险、给人们带来稳定和信心。但是，在这样的体制仍然付诸阙如的情况下，为了应对未来的风险，人们只能被迫储蓄。企业的储蓄也很高，这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将其利润的绝大部分用于再投资，而那些无法从国有银行体系顺利借钱，又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募集资金的中小企业，往往为了投资而被动储蓄。为什么中国的投资效率很低？一是因为要素价格扭曲导致了投资决策的扭曲。中国的利率水平很低，劳动力很廉价，能源和资源的价格很低，各地政府的优惠政策导致土地的价格也可能很低，最后是低估的汇率，这些价格扭曲会刺激企业进行盲目的投资。二是因为地方政府充当了投资的主体，官员的任期短且不像企业家那样看重投资的收益，地方政府的官员无论是出于要政绩还是要寻租的目的都扩大投资，这也导致了浪费和腐败。
中国的双顺差也是很奇特的。宏观经济学指出，经常账户顺差的根源就是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这部分资源国内用不了，所以只能出口到国外供别人使用。资本账户顺差可以说就是由于过分重视引进外资的政策导致的。既然中国的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就说明我们并不缺乏资金，中国引进外国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一些关于引进外资的案例研究发现，外国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我们没有得到国内稀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反而得到了国内过剩的资金。双顺差只能导致外汇储备的被动增加。大量的外汇储备只能投资于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外汇储备的增加使得央行的货币政策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因为央行买进美元的同时就等于向市场上投放了人民币，为了防止出现信贷扩张和货币供应量扩张，央行只得再通过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冲销”，即再用这些票据换回已经投放的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