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委员连参加两会都是早上动手术下午来开会，他能提出什么高质量的提案来？”去年“两会”，复旦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被媒体选为“五大炮手”之一。今年“两会”，面对记者“围攻”和“棘手”的话题，他始终攻势凌厉。

　　“特赦”体现尊重人权

　　花白的头发，矍铄的眼神，极快的语速，葛剑雄进出会场的脚步急促矫健。他房间里的电话，终于在午休时间稍微清静了一段——人们不知道，精力过人的他其实从来不用午休。

　　这两天，铺天盖地的争议涌向葛剑雄今年撰写的一份提案：“新中国60周年大庆建议实行特赦”。“有人说当前治安形势不好，也有人担心腐败官员借此机会徇私脱罪，但是我认为这些担忧完全没必要。这是一件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都很明显的事。实行特赦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葛剑雄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七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之一就是“决定特赦”。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围绕宪法来做有什么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从1959年至1975年共实行过7次特赦，首次特赦主要对象为战争犯罪分子、反革命分子及普通的刑事罪犯，包括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此后6次都是针对战犯，”他表示，目前已有的特赦行为都带有政治性，如今有了建国60周年这个“契机”，为什么不能借此建立我国尊重法治尊重人权的形象？

　　“特赦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一些因过失犯罪、交通肇事、理智丧失、家庭暴力等原因犯法被判刑的犯人，他们被减刑或释放，其对社会的危害是可以预计和预先防范的。特赦不是大赦也不是普赦，公检法部门完全可以制定‘特赦’细则嘛。”

　　“还有一些囚犯的家庭状况不好，如果提前释放，他们也能早日回归社会建设家园。‘特赦’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很好的。”葛剑雄指出，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考虑是，一些贪污违法者因为数额巨大而被判死刑，但往往这样就中断了继续追查的线索，如果能缓刑说不定有助于进一步挖掘相关信息。“‘特赦’并非只有释放一种方式，减刑也是一种考虑，方式上可更灵活。”

　　代表委员需设立“专职”

　　会议日程已进入第7天，葛剑雄发现了“新问题”。“成员结构需要优化”，他指出，今年教育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一共108位，基本上都来自高校，一个小学教师都没有，只有一名中学校长。

　　“教育界别今年讨论的几大热点，义务教育、教育公平、就业、学风、幼儿教育、医学教育、民办职业教育等，一讨论就发现，来自基层的声音太少了。”葛剑雄认为，这有“历史原因”。“民主党派成员组织方式多是邀请，不是中上层人士很难进入其中，同时也因其建言功能所致，对委员个人的专业素质要求也比较高；种种因素形成了基层人士比较少的现状。”

　　“很多时候，问题都在基层体现，这样我们讨论的东西会距离群众太远，我个人非常希望能改善政协委员组成的结构，需要扩大来自基层的声音。”他诚挚表示。

　　与此同时，今年“两会”让葛剑雄感慨良多。“我们的政协委员都不是专职的，很多人都非常忙，我就看到有的委员早上还在动手术，下午就来讨论，还有些开会开一半就得回去上课。这么忙怎么有精力提出有质量的提案来？”他认为，现代人的职业压力使大部分人都只能顾及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可能对社会各方面有全面观察。

　　“很多人觉得政协提案质量连年下降。我认为‘两会’到了需要有专职委员或代表的时候了，至少可以从有‘专职常委’开始。”葛剑雄指出，今年金融危机背景造就的各种话题，更加要求委员代表提案议案的专业水平提高，“不花时间调查研究就提不出有价值提案来的。”葛剑雄说，“很多委员提出的提案看起来很夺目，但我常问，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人群中所占比例有多大，有多大的代表性？他们就被问住了，因为他们不知道真实情况。”

　　社会不公平造就教育不公平

　　教育公平是今年教育界热论的话题之一，本报此前报道的《农村娃上大学比重下降隐情何在》引起强烈反响。葛剑雄对此观点十分鲜明：“很多人只看到高校的农村学生少，看不到教育不公平的根源是社会不公平！”

　　“这些年来，城乡差别扩大的速度有多快？政府是如何推动缩小工农差别工作的？只有社会有这个推动力，教育才能比社会力量走快一步。而现实是社会急剧变迁造成的差距不是学校所能承担的。”

　　“我也有让人很头疼的学生，他读到博士了，但是他说的英语我完全听不懂；也有学生阅读面太窄，那是因为他从小就没有机会读啊。”葛剑雄认为，当今教育不公平现象从义务教育阶段就开始了，只不过结果最后集中在高校里展现，“因此不要期望到了大学再来缩小这种差距”。

　　院士变成植物人也要戴头衔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提出有必要建立“院士退出机制”。葛剑雄就认为，这在目前不太“现实”。“我国也有一定的措施，如80岁以上的院士，为资深院士，不再有投票权，不再有推荐权，其实就是退出了。但为什么目前现实中还是没有退出呢？主要是外界给院士戴上了过多的光环。其实，在非专业的领域，院士也是普通人。”

　　“另一方面，我也不认为院士一定要退出，如果他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可以延续。否则就应该退出。我们国家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政策是因为评估体系的问题，有些高校把有多少个院士看作一种资本。所以哪怕院士已经成为植物人，也要让他戴着院士头衔，并且滋长一种不正之风，只要挂个名就能拿薪水。”

　　反对声音：特赦不合时宜

　　律师王波反驳此提案不切实际

　　本报讯 (特派北京记者张强)日前，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提交提案建议：在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之际特赦轻微犯罪人与过失犯罪人。这份提案引发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的激辩。著名刑事律师、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主任、广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王波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当下实行特赦，就好比“还不会走路，就学刘翔跨栏”。

　　“特赦”会催生司法腐败

　　首先，除了少数专家倡导，社会大众并没有普遍的特赦诉求。其次，在我国诚信体制极度缺失的情况下，特赦绝对是“弊大于利”的。什么人该赦？什么人不该赦？标准是什么？由谁把握？由谁执行？一连串的疑问，给权力寻租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在相关配套措施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特赦容易催生司法腐败。这就好比高考中的“特招”与“自招”，容易给老百姓提供“想象的空间”。

　　而且，眼下正是中国经济困难的一年，在社会维稳压力原本就很大的情况下实行特赦，无异于雪上加霜，是不合时宜的。

　　“先学走路，再学刘翔”

　　特赦的理论基础，是理论界长期倡导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王波认为，刑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考验一国政府的智慧。然而，“先学会走路，再学刘翔跨栏”却是亘古不变、符合规律的正确之举。

　　眼下，中国在制度安排上，并不缺乏对犯罪分子施以人文关怀的规定，如取保候审、死刑犯临终关怀等。关键在于把这些规定落到实处，比如：对非暴力犯罪人，是否可以多采用取保候审的办法？对即将被处以死刑的犯罪人，是否能够提供死前亲情关怀与心理抚慰？

　　他认为，功夫在平时，如果刑事政策实施得当，“不该抓的就不抓，该严惩的就严惩”，不实行特赦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