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变动中的力量格局(3)

资本周游世界，但劳动力却困守家中，这给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分配带来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西方国家的工人将从全球分工中受到损失，因为更多的工作，尤其是非熟练劳动力的工作将会消失。但是，这些工人同时又是消费者。全球的消费者从要素的重新配置中都得到了巨大的好处。由于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出现，消费者可以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享受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日用品和高科技产品。同时，西方国家的工人可能也是投资者。全球的投资者都从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得到了收益。尤其是来自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的投资者，如果他们将更多的资金投资于新兴市场的股票，他们将获得更加可观的收益。中国和印度的年轻人辛勤工作，为欧美的老人安度晚年创造了更适宜的条件。沃顿商学院的金融学家杰里米·西格尔预测，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能够抵消美国老龄化退休年龄增加的一半，使得美国人在21世纪中叶可以享受额外的5年退休时光。
杰里米·西格尔，《投资者的未来》，机械工业出版社。
然而，这些收入分配的变化对政治的影响将是复杂的。越是民主的政治，越是要取悦劳动力，一是因为劳动力的选票比资本家的选票多得多，二是如果一国的政策不令人满意，资本家可以“用脚投票”，一走了之，但劳动力无处可去，最多只能走上街头抗议。结果，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粹主义将逐渐抬头。在未来20年内，全球化将面临一次巨大的挑战。如果西方国家的政府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并建立更加有效的社会安全网；如果反对全球化的浪潮高涨，全球化将受到停滞甚至倒退的危胁。全球化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化就开了倒车，而且一开就是50多年，一直到二战之后，全球化的水平才恢复到19世纪末的水平。
由于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内居民成为利益相关者（stake holder）。一国国内居民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不同的，因为任何一项国际经济政策均会带来收入分配效应，从而造成一部分人是赢家，而另一部分人是输家。国家如欲推动经济全球化，则一方面要通过社会保险和转移支付保护和补偿在全球化中受到损害的那部分国民，同时尽量扩大与支持全球化的那部分国民的政治结盟，否则，经济全球化很可能会对一国国内社会稳定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加剧一国国内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国家的合法性会因此受损，保护主义势力也会抬头，一国的开放政策甚至会中途夭折。
人口老龄化和移民问题的重要性已经不容忽视
大多数发达国家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有三个人口因素给发达国家的未来带来了直接的影响：第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们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20世纪初期，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人口的预期寿命也不过45岁，但是到如今，发达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80岁。据说，到21世纪，人口的预期寿命很容易超过125岁。第二，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一个比较普遍的规律是，随着妇女文盲率的降低，避孕药具可以合法、公开且较为廉价地获得，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增长，大多数出现这些变化的社会将在大约15年内出现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第三，在20世纪中期，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的“婴儿高潮”，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摧残和战后经济复苏，当时的人口出生率出现上升，结果是那一代人的数量既比其父辈多，也比其子女多。生育高峰时期的一代再过20到30年就要退休，这使得未来一段时期，西方国家的老龄人口会急剧增长。从现在到2035年，大多数欧洲国家65岁以上人口与18～65岁人口的比例将会增长两倍甚至更高。
这些趋势带来了人们对现存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担忧。如果年轻人的人口总是多于老年人，如果经济一直能够保持增长，那么社会保障体系就将永远顺利地运转下去。但是，如果老年人的人口逐渐超过了年轻人，而且经济增长的速度逐渐放缓，社会保障体系就变成了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从当前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美国、法国、北欧和荷兰情况更好一些，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仅略低于自然替代率（大约为1.7~2.0，即每育龄妇女平均应生育1.7到2.0个孩子）。日本、韩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前景更加黯淡，因为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大大低于自然替代率。其实，问题最为严重的是中国，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有10多年连续低于自然替代率，中国将进入“未富先老”的困境。200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1%，到203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24%。调整过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应对未来的老龄化社会，面临着三种政策选择：一是征收更高的税收或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但这会带来更高的财政赤字；二是减少退休福利，但这在政治上是极其困难的；三是提高私人储蓄率，但这对习惯了透支消费的发达国家人民来说将是痛苦的改变。
人口老龄化还带来了移民问题。如果欧洲变成了老年人的社会，谁来为这些老年人打工？谁来服兵役？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必须补充更多的移民。美国吸引了大量的墨西哥移民，欧洲吸引了大量的非洲和阿拉伯移民。据估计，到2020年，西班牙裔美国人将达到6 0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20%。移民带来的文化冲突和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化。自由市场和民主选举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自由市场要求消除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民主选举中那些煽动排外情绪的政客往往格外成功。
人口增长过快的发展中国家也有自己的问题。1950年尼日利亚的人口只有300万，如今已经增加到1 400万，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其人口将增长到5 000万。巴基斯坦的人口也将从如今的1.58亿增长到2050年的3.05亿。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地区往往是经济较为落后、政治局势不稳的国家。如果这些国家不能为新增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就很容易出现社会动荡。

第18节：在哪里防守，向哪里进攻(1)

在哪里防守，向哪里进攻
过去的企业家视野所及的是自己的企业所在的行业。在同一行业的战场上，各个企业中原逐鹿，未知鹿死谁手。企业家的最大雄心，在于能够扫清对手，在行业里确立自己的霸权，或至少是经过激烈的竞争淘汰，与几家较大的企业，鼎足而立，划江而治。但在平坦的世界里，产业的边界已经模糊。“天风来自四面八方”，竞争者也可能来自各个方向。如果一个企业家仍然把自己所处的产业想象成一个城堡，希望在自己的产业里称王称霸之后，从此不需要再担心竞争的威胁，那么他离失败已经不远，而且他在自己的城池被攻陷的时候可能都不知道敌人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柯达是一家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公司。它的创始人乔治·伊士曼在19世纪末发明了胶卷，从此改变了摄影的定义。柯达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胶卷生产商。从20世纪80年代，柯达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当时，日本富士公司曾经一度占据了中国胶卷市场的主要份额，但柯达在中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收购运动。柯达野心勃勃地希望收购中国感光行业的所有企业。从1994年底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一意向，到1998年3月签订“98协议”，整个谈判共进行了70多轮，历时近4年。
1998年3月23日，柯达公司宣布，它将出资3.75亿美元收购汕头公元、厦门福达和无锡阿尔梅三家中国公司。3月25日，由柯达、福达和公元三家公司联合组建的柯达（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宣告成立，其中柯达占80%的股份，公元、福达各占10%的股份。上海感光、天津感光、辽源胶片三家企业不与柯达公司签订合资合作协议，只建立松散的经济合作关系。但中央政府明确规定这三家企业不得与其他外商合资或者合作，柯达公司为此承诺分别给予上海感光、天津感光、辽源胶片3 100万、800万、200万美元的经济补偿，用于这三家企业的关停并转。柯达同时承诺在今后十年内投资10亿美元用于改造中国的感光材料工业。2003年，柯达又与乐凯集团签署了一份长达20年的合作协议。柯达公司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获得了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20%的股份。至此，按照自己的战略部署，柯达公司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终于在中国的感光材料市场上，拥有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占有了绝对的市场优势地位。接下来，就该获取丰厚的市场利润了。
然而，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数码摄影的新时代。其实，早在1976年，柯达就制造出了全球首部数码相机，到1995年柯达发布的第一款研制成熟的民用消费型数码相机DC40更被很多人视为民用数码相机市场成型的开端。但是，柯达舍不得放弃的是自己在胶卷行业王国的垄断地位，它迟迟不愿意放弃胶卷，发展数码相机。结果，尽管柯达在中国完成了圈地为王的战略部署，但其竞争对手富士和其他一些日本公司已经在数码相机方面远远超过了柯达，并使得柯达的胶卷销量大幅度下滑。直到2003年，柯达才决定把重点从胶卷逐步转向数码产品。但显然，它已经错过了转型的最佳时机。在中国数码相机市场的排名中，柯达已经排在佳能、尼康、索尼之后，地位实际上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