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迈向高质量发展和不再唯GDP论政绩的引导下，部分地方主动挤出GDP水分，引发外界关注。

如果地区经济数据存在水分，就无法反映地方真实客观的经济发展形势。除了GDP外，还有更多维度可以观察地方经济状况。区别于GDP受数据质量影响，财政收入是进入国库的真金白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其中税收收入与经济运行关系更为直接。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单位GDP的财政收入产出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GDP）作为指标，盘点了2017年各省财政收入数据，作为衡量地方经济运行质量的一个观察视角。

数据分析发现，上海、北京、广东、浙江这些东部发达省市单位GDP的财政产出率比较高，新疆、山西、重庆等部分中西部省份相对靠前。

之所以出现上述结果，分析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上海、北京、广东、浙江这些东部发达省份和地区，经济整体效益较好，附加值较高、利润丰富的高端产业较多，还有显著的“总部经济”效应，使得这些省份享有较高的税收红利。新疆、山西等资源省份排名靠前，主要受短期价格因素影响，为经济转型获得时间。重庆等部分中西部省份排名靠前，一定程度上说明其经济运行质量相对较好。

京沪单位GDP

产生税收约四成

上海、北京单位GDP的财政产出率遥遥领先，两者“一般公共预算收入/GDP”比重分别为22%、16.3%。

这意味着上海每100元GDP中，依照现行财政体制分配规则，归属上海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有22元，北京获得的地方财政收入有16元。很多中西部省份每100元GDP中，归属地方的收入只有七八元左右。

按现行财政分配体制，归属地方政府的收入只是一部分。如果看上海、北京两地实际征收的税收收入，数据更为惊人。

上海2017年GDP规模为3万亿元，上海税务部门2017年组织的税收收入约1.28万亿元（不包括海关代征税收约3373.8亿元）——单位GDP能产生超四成的税收收入。

北京的税收产出率也很高，北京2017年GDP为2.8万亿元，北京税务部门2017年完成各项税费收入1.27万亿元（包括部分非税收入）——单位GDP能产生将近四成的税收收入。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跟上海、北京的产业结构有关，高新技术企业、金融业、商务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企业比较多，这些企业税收贡献度更高。再者，上海、北京都是大城市，企业比较聚集，征管效率比较高。还有很重要的因素是总部经济，别的地方税源产生的税收，部分汇集到企业总部所在地，比如企业所得税实行总部汇算清缴，也推动这些城市税收规模的做大。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胡怡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跟地方的产业结构有关，不同产业的税负不同，比如农业、农产品是免征增值税，农业税负较低，而工商服务业税负相对要高。再者就是总部经济，会导致税收的跨地区流动，GDP计算地与税收征缴地未必一致，也导致税收与GDP比例上的差异。

从产业结构来看，上海、北京农业占比较低，三产占GDP比重较高，分别为69%、80.6%。二产多为高科技企业，三产有消费、高端服务业带动，成为两地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

上海市财政局数据显示，2017年工业、商业财政收入贡献全市收入增量九成，科技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北京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消费拉动作用凸显，现代制造业增收明显，全市规模以上消费性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实现财政收入持续增长。高新技术企业对北京财政收入增收贡献率持续保持30%，成为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

总部经济在两地表现明显，北京尤为突出。盈利规模巨大的大型央企总部基本在北京，使得北京税收结构很有特色。北京税务部门完成的各项税费收入中，占比规模最大的为企业所得税，2017年北京企业所得税完成5929.9亿元，占比为46.4%；其次才是增值税3327.6亿元，占比约26%；然后是个人所得税1610.3亿元，占比约12.6%。

广东、浙江结构转型见成效

广东、浙江的财政产出效益也很高，如果考虑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非税收入存在注水的可能，税收与实体经济关系更密切，两省“税收/GDP”接近10%，比大部分省份的5%-6%的水平要高不少。

广东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1.13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达到8869.9亿元，占比约78.4%。同期浙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5803亿元，其中税收收入为4940亿元，占比为85.1%，该比例在各省区市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上海。

广东、浙江的产业结构更具普遍性。广东2017年二、三产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3%、52.8%，三产增加值比重略高于全国平均1.2个百分点；浙江2017年二、三产结构与广东相当，分别占比43.4%、52.7%。

工业对于广东、浙江都很重要。1月25日，广东省统计局党组书记陈向新接受媒体采访表示，2017年广东经济运行的突出特点是，实体经济持续向好，集中表现为工业经济全面回暖，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

工业中占比最大的制造业产能过剩，是各地都面临的经济转型阵痛，各省都处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广东、浙江的优势就是转型走在前头。

广东是怎么做的？陈向新表示，工业结构持续优化，先进制造业（新口径）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继续提升，服务业比重提升0.8个百分点，广东经济结构深入优化调整。

结构转型取得具体效果，工业中的三大支柱产业，包括计算机通信、电气机械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增速较快，这三大行业增加值对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贡献比例超过六成。此外，市场需求旺盛的工业机器人、无人机、太阳能电池等产量增幅很高。这些共同推动广东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平稳增长7.2%，增幅同比提高0.5个百分点。

陈向新指出，随着工业生产的回暖，与其密切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快发展，2017年全省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8%。

与广东新旧动能转换取得成绩类似，浙江也在加快转型。浙江较活跃的民营企业抓住了以数字经济、“互联网+”为特征的新业态，也是浙江经济的一抹亮色。2017年浙江新经济增加值1.2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5.5%，其中，信息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4853亿元，增长16.7%。

新疆、山西

资源省份“逆袭”

如果说东部发达省份得转型先机，在较好的基础上继续维持领先状态，2017年部分资源省份则出现了“逆袭”。新疆、山西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GDP”为13.3%、12.5%，排名靠前，两省财政收入表现突出。

山西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9.9%，一举扭转之前两年持续下降的局面。其中，由山西国税部门征收的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了62.51%，企业所得税增长了34.3%——两大主体税种一改前些年负增长态势，获得超高增长。

山西社科院财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武小惠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山西2017年财政收入恢复增长，且增速较高，这跟产业结构密切相关，煤炭价格好了，财政收入自然就高了，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山西近年来一直在提转型，希望改变一煤独大、产业结构单一的局面，但是转型也需要时间。下一步，山西不会仅仅依靠煤炭资源，包括打造资源型转型发展示范区、能源革命排头兵、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都是山西今后发展的主要目标。

山西2017年实现GDP14973亿元，增长7%，增速超出年初预期。不过，1月25日召开的山西“两会”释放消息显示，2018年山西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呈现谨慎乐观状态，其中GDP预计增长6.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6.5%。

重庆经历动能切换

重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GDP”为11.6%，排名也相对靠前。

重庆2017年财政收入表现并不突出，财政收入增速仍在下行通道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增长了3%，相较2016年增速腰斩，不过税收收入增速相对较高，达到了7.3%。

对比重庆2017年GDP增速9.9%，财政收入表现平平。不过，重庆财政收入也真实地反映了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阵痛。

重庆市财政局对2017年累计到11月份财政数据分析显示，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等减收，造成非税收入下降；汽车制造业减收，造成工业税收负增长。

重庆国税局对税收收入的分析，进一步显示出新兴行业发展向好，传统行业税收下滑的现实。2017年前三季度，重庆的信息技术、电气器材、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增长较快，增幅超过25%；汽车、卷烟和电力等传统行业减收较大，降幅达到了10%。

其中，汽车行业国税收入规模从第一位下降到第三位。由于新车型较少和市场竞争激烈，占重庆全市汽车税收7成的“长安系”量价双跌，税收贡献减弱。

中国社科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耀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能到10%，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重庆发展效益还不错。因为很多地方扶持的产业，或者财政给予较多补贴，或者属于藏富于民的产业，财政收入贡献不高。重庆传统的汽车、摩托车行业，以及作为笔记本电脑的全球代工，是市场化竞争比较充分的行业，主要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获取利润，财政贡献度相对高一些。

至于像江西、甘肃等省单位GDP产出的财政收入相对较高，背后原因也类似。不过，陈耀表示，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占比，不能忽视背后征管的因素。地方政府要避免出于财力紧张的压力，加重企业负担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