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艺术人生》为例揭示电视谈话节目的煽情化现象

　　大型情感类谈话节目《艺术人生》从2000年年底开播至今，以其内容的真实与栏目风格的平和牢牢站在了收视排行榜的前沿，主持人朱军与节目相互衬托，相得益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艺术人生》成就了朱军，同时朱军也成就了《艺术人生》。

　　《艺术人生》是一个谈话性栏目，带有浓厚的纪实性质，每期节目全长50分钟，相当于半部电影的长度，节目不仅能够清晰地叙述人物经历，还能突出个性品格，深入感染众多观众。从创办至今，《艺术人生》的节目中不乏好作品。比如《陈凯歌》《秦怡》《刘欢》《生于六十年代人》以及轰动一时的主体策划节目《红楼梦再聚首》赞声一片，可是在赞誉的同时我们却越来越多地发现情绪化的抒情已经成为了贯穿节目的基调，用嘉宾的伤痛来逼出嘉宾的眼泪几乎成了杀手锏。可是这种杀手锏观众并不买账，比如在《红楼梦再聚首》中，对欧阳奋强的采访，非要拿出欧阳奋强的丧子之痛来说事，惹得欧阳大男人当场哽咽。说实话，这样的段落虽然泛起了一些感动。可是同时泛上来的还有作秀的感觉。电视评论专家尹鸿认为谈话节目应该做到“知情趣意”相结合，提高内容的含金量，以此打动观众，光有煽情不够。煽情表演只是包装，谈话应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是对热点焦点问题的探讨。目前有的节目形态模式化，光靠赚取观众一把眼泪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加强个性，提高节目质量才是关键。

　　电视谈话节目在中国的发展时间不过十年，由于处于探索与开拓时期，在十年之间有影响力的电视谈话节目并不多见，而《艺术人生》就是少有的形成了较大影响力的节目。《艺术人生》的对于怀旧思维的重新发现和对怀旧手法的重视运用体现了当代社会的物质与文化现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怀旧的出现反映了特定的历史内容。经济与社会形态的划时代变迁造成了人们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思想意识方面的巨大不适，精神上的失落、恐惧、怀疑、惶惑一旦不能在现实中找到答案，就有可能通过怀旧的手段实现对于现实的解释和干预，艺术人生的兴起正是对这一社会和文化巨变的必然反应，而节目本身也因为表现和顺应这种趋势而取得了成功。

　　精英文化的理想主义和怀旧主义，大众文化的娱乐功能与大众的消费需求互相交织，《艺术人生》处处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也构成了《艺术人生》怀旧话语的内在矛盾性：那就是电视传媒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调控机制的宣传属性与其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形式的商业属性，在精神实质和价值诉求上很不一致。回忆所要高扬的理想主义和温情主义与大众传媒的商业本质使得节目成为一个光怪陆离的复杂统一体，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内在的矛盾性不仅仅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彼此拆台，它本身就反映了在社会转型年代大众传媒的现实困境。节目的理想化和庸俗煽情趋势之间的矛盾只是这一矛盾的冰山一角，而节目本身所采取的文学化的叙事方式更是与谈话节目的一般特征格格不入，这更加深了这一矛盾的深度。

　　二。后情感社会的悲情叙事

　　古语有云：“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无关风和月”，情感向来都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私密话题。然而，如今的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却为这私密话题的广泛实践提供了一个现实的传播空间。由此，我们的情感世界不再是昔日不可触犯的禁地，聚集于此的人们可以津津乐道，也可以袒露于人，公之于众。有学者将这一现象视作“私人话语走进公共领域”。而事实上，中国人向来都是以含蓄为美。

　　那么，为什么一贯含蓄的中国人如今却能够大方地将内心情感视作一种电视文本呢？细究之，这无疑涉及到当今的社会文化语境。自19世纪末开始，如火如荼的工业化进程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呈散沙状的人们处在“一个被钢筋水泥、不锈钢、玻璃幕墙所建构的都市迷宫与危险丛林之中”哪，习惯于用符号化的面孔和表情来应对一切，而从一张张符号化的脸上，我们却难以看到他们的内心情感。换句话说，现代社会塑造出了“孤独的人群”，尽管人们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密切，内心却越来越疏离。社会学者梅斯特罗维奇曾在其着作《后情感社会》中指出，“当代西方社会学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其中合成的和拟想的情感成为被自我、他者和作为整体的文化产业普遍操作的基础”。而这种“后情感社会”的明显标志之一，就是全社会已经和正在导向“一种新的束缚形式，在现时代走向精心制作的情感”，人们的生活被文化产业普遍操纵，“不仅认知性内容被操纵了，而且情感也被文化产业操纵了，并由此转换成为后情感。”于是，情感在多数情况下都不过是被虚拟和包装过程所消解的情感，丧失了哈贝马斯所强调的沟通的真实性、真诚性和有效性。诚如一位学者所言，“根本性的无情和对情感的本能渴望形成了当代个人存在的内在焦虑。因为无望寻找一条超越焦虑的现实出路，个人或者用美化旧日时光的虚拟性回想，或者用一种模式化的情感反讽来淡化或释放自己的内在焦虑”。因此，对于迷茫的芸芸众生来说，渐行渐远的人间真情正合乎他们的需求。而毫无疑问，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适时地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将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整个过程称为叙事。“叙事是人类理解世界和解释世界的认知模式与表达模式之一，是人们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寻求事件之间的特殊联系，并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把事件组织起来形成某种与现实世界相关的意义。”其实，一类文本的盛行背后必定有着某些深刻的社会因素在起作用，或者毋宁说，文本的盛行总是暗合了某些社会需求，所有的文本都是特定语境中的文本，这也是传播活动的内在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正是其现实意义之所在。因而，《艺术人生》《鲁豫有约>《真情旋律》《人间》《寻情记》等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蔚然成风并不偶然，它们都是后情感社会的必然产物。

　　三。传播者：情感消费中的“互利共赢”

　　不可否认，对于日益淡漠的情感世界而言，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使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舞台以及颇为宏大的扩张气势。而在这一舞台上，其最具感染力的无疑是当事人的悲情故事、主持人的适时煽情，以及由此而释放出来的火热的情感效应——爱恋、焦急、失望、愤怒、悲伤、绝望……总之，林林总总的情感都在这里得以凝练与彰显。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各种媒体的描述、曝光、激化，昔日被视作“圣洁”的情感如今亦渐渐沦为一种供人消遣和发泄的消费品，而其始作俑者显然是我们的传播者。通常而言，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传播者包括媒介机构和参与嘉宾二者。其中，媒介机构负责节目的整个运作过程，而参与嘉宾负责讲述自己的情感故事。那么，为什么媒介机构偏爱悲情叙事？而参与嘉宾又为什么乐于在众目睽睽下敞开心扉说出自己的秘密呢？

　　毫无疑义，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媒介机构应该生产什么类型的文本，文本的内容又应该如何安排。而在各种电视节目中，利润就是由所谓的“收视率”决定的。正如布尔迪厄所说：“收视率是一个隐匿的上帝，它统治着这个圈子，失去一个百分点的收视率在某种情况下无异于直接走向死亡。”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电视媒介不得不仰赖普罗大众以求得生存。因此，该怎样判断受众的口味和需求并尽可能地加以满足，已成为媒介机构孜孜以求的核心目标。于是在这样一个情感冷漠、终日惶惶的年代，以情感为基调和诉求的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遂成为众多媒介觊觎的对象。就此而言，我们的情感也已经被自我和他者操纵为机械化、模式化、批量化的商品，而收视率直接决定着它的存亡。故而，一旦节目收视率下降，荧幕上弥漫的悲情因子也必将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我们的媒介机构又将马不停蹄地推出另一种类型的商品，以此来应对受众偏好的日新月异。煽情化不仅是媒介机构用以攫取商业利润的工具，对于参与嘉宾而言，它同时还是一个情感交流与宣泄的舞台。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整个叙事过程显然偏于煽情化，而这一叙事特色不同于常规意义上的抒情，它崇尚的不是现实主义的隐蔽抒情原则，也不是浪漫主义的直接抒情原则，更不是现代主义浇铸于理性的抒情原则。它常常是在表达内容的基础上漫溢性地进行抒情，从而导致整个作品情感的泛滥。凹因此，当我们为之唏嘘不已时，情感的原有路径实际上已遭到某种程度的扭曲。但是，我们的媒介机构和参与嘉宾却在这一过程中达到了“互利共赢”。

　　四。受众：情感交换中的“使用与满足”

　　如上所述，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一方面为媒介机构攫取商业利润提供了重要的途径；另一方面，也为参与嘉宾提供了情感交流与宣泄的平台。而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传播者与受众构成了传播过程的两极，传播的终极目的在于传播效果的实现，即文本的意识形态按照传播者需要的方式为受众所接受。

　　那么，受众在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又为何热衷于聆听种种的悲情故事呢？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人的一切活动应该归结于人的本能欲望的驱使。而美国的神经学家也通过实验发现，人的大脑在涉及情感话题时受到刺激的区域与吸食可卡因后产生快感的区域相同。因为它们都会刺激大脑，使其出现令人产生快感的化学物质多巴胺。而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从中获得了某种心理上的满足。众所周知，人是一种交换动物，因为人不能自给自足，每个人的需要都是通过他人来满足的。按照社会学交换理论，人们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一个相互交换资源的过程，这其中也包括情感的交换。霍曼斯就把情感作为自己交换理论最基本的概念，并把情感互动定律作为社会交换的重要定律。进一步说，人并非经济学家所以为的仅仅对金钱和物质感兴趣。作为社会人，他们“用来交换的东西除去金钱以外，还有其他商品，包括认可、尊重、顺从、爱恋、情感以及其他物质性不强的东西”。并且，在另一位学者布劳看来，情感交换能带来一种内在的社会报酬，即心灵上的满足，或愉快、或荣耀、或欢爱。吵故而，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换与其说是基于利益，不如说是追求意义。更进一步说，其实，受众并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者，他们都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体，其媒介接触活动也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所以，对于受众而言，观看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情感交换的过程，还是一个“使用”与“满足”的过程。

　　不容置疑，好奇心是人类行为最强烈的动机之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证实，窥视欲即好奇心的一种变异形态，它就像一个心魔，隐藏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从麦克卢汉到希区柯克，人们通常都把照相和电影看作满足窥视欲的工具。而在电视媒介中，这种窥视功能显然发展到了极致。日本电视学者藤竹晓说过：“大众以电视为桥梁能够接触到以前无法接近的‘秘密’。这个‘秘密’往往被作为人的弱点的社会性暴露而提示在大众面前。”同时，“大众接触这种‘秘密’的场所主要是家庭。家庭对于人们来说，是最安全的场所。大众在最安全的场所目击决定性的瞬间，接触他人的秘密。”在这里，“秘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隐私“。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的意义其实都来自于对”他者“的关系。

　　事实上，受众不但可以在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家长里短中获得一种窥视后的心理满足，更重要的是，从各式各样的悲情诉说中，他们还能够获得某种情感上的补偿以及心态上的平衡。正如上文所述，随着后情感社会的来临，”城市冷漠病“渐渐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印记，而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也使得人们的心理压力和心态失衡骤然加剧。于是，一种对于情感的渴望与日俱增。正是基于这种情感状态，受众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通过接受不同的媒介产品来获得情感上的抚慰和体验。而借助于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的悲情故事，人们不仅聆听了他人的秘密，也常常通过幻想中的角色置换来进入他人的私人领域，以获得一种侵犯、扩张的快感。与此同时，这种换位思考引发的同情和怜悯也易于使人设身处地地联想到自己，继而通过自身与他人的比照来获取某种精神慰藉和心理补偿。

　　五。结语

　　大量的电视谈话节目还在电视屏幕上热播，这说明虽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对此类节目这样那样的争议，但是它仍然受到观众的喜爱，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随着节目竞争的加剧、受众的逐步成熟，情感类电视谈话节目一直在回避的问题正逐步凸现。并成为阻挡这类节日发展的重要障碍。现如今，回避显然已经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只有进一步探索更合理有效的情感类访淡节目的策划和制作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问题和矛盾。让情感类谈话节目迅速、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