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建国至今的就业数据看，我观察到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是：城镇就业人口占比由12%上升到2009年约四成，且总就业人数由建国初期2亿人，上升到2010年近8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数由建国初期2500万人上升到2010年约3.2亿人；乡村就业人数由建国初期1.8亿人上升到2001年约4.9亿人，之后微幅回落至2009年4.7亿人。

　　实际上，在1990年-2009年约20年间，乡村就业人数在4.7亿-4.9亿人区间基本不动（其中乡镇企业、乡村私营与个体企业合计创造就业机会，由1.1亿人增至2.1亿人），同期城镇就业人数则由1.7亿人增加到3.2亿人。

　　其次，改革开放30年至今，国企雇佣比例已降至城镇就业的21%；特别是1996年之后的城镇就业增长，是在国企雇佣逐年下降的背景下实现的。中国民营企业创造就业大任在肩。

　　在建国初期约2500万城镇就业人口中，国有单位雇佣1600万人，至1979年底城镇就业人口增至约1亿人，全部为国有或集体单位所雇佣，其中国有单位雇佣7700万人；改革开放30年来，至2009年底城镇就业人口增至约3.1亿人，其中国有与集体单位分别雇佣6400万人和600万人，合计占22.6%。

　　国有单位雇佣占城镇就业人口比例由鼎盛时期78.9%（1976年）降至2002年28.9%，同期，国有单位就业人数由1976年6900万人，上升至1995年峰值1.1亿人，之后开始下降。2003年-2010年八年间，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始终在6400万-6900万人之间徘徊。

　　在城镇就业人口当中，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雇佣1800万人，占比为6%；内资民营部门城镇雇佣人数达2.37亿人，占比为74%。民营部门合计创造2.6亿城镇就业，占比近八成。

　　第三，如果进一步考虑到4.7亿乡村就业人口，占全国近8亿就业人数六成，其中乡镇企业、乡村私营与个体企业合计创造就业机会2.1亿人，占全国就业人数达27%。4.7亿乡村就业人口加上城镇民营部门创造的2.6亿就业机会，广义民营经济对全国就业创造的贡献已超过91%。

　　我要强调的是，民营企业上述创造就业贡献，是在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内生存在制度偏好，只能草根生长的背景下实现的。迄今为止，民营企业在行业壁垒、户籍配额、金融信贷等方面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近年来国进民退的逆转倾向更令中国经济民营化进程陷入胶着状态。

　　名义上国有的企业很难逃开内部人控制的魔咒。少数权贵实质性支配和享受国企利润，联同受益的6500万国有就业人员占用中国主要信贷资源，消耗工业利润四分之一、银行业利润的六成以上，这正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包容式增长，并引发社会问题，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周而复始。在屡次中国调控过程中，民营企业沦为代价支付者。一旦经济过热宏观调控时，银行系统严控信贷，导致在保障国有企业和政府项目信贷的同时，中小企业信贷基本冻结，结果大部分企业濒临流动性枯竭。从票据直贴利率、3个月Shibor及银行贷款上浮比例等指标来看，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流动性和利率水平都处于或者差于2008年上半年。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日前对温州35家企业抽样调查显示，四分之一企业接近亏损，利润超过5%的企业不到10家。

　　信贷困难已开始影响到中小企业的正常运营。全国工商联4月份在江浙等16个地区调查中小企业，得到的反馈显示目前比2008年更困难。有报道称，由于资金链问题，温州江南皮革、波特曼、三旗集团等三家知名企业或老板出逃或濒临破产。

　　中国转型的方向是国退民进，是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占比上升，而每次调控的后果都是相反，其结果是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从采购经理指数（PMI）就业指数来看，不论是季调后的统计局PMI就业指数，还是汇丰中国PMI就业指数，都反映出目前就业形势的明显恶化。今年只好于2008年，是最近7年里第二糟糕的年份。■

　　作者为北京领先国际金融资讯公司首席经济学家